我到波旁宫的第一件事，是参加自己的葬礼。
桌上摆着周明远的法国护照，照片已经换成了我。
旁边还有一份声明，只等我签字：本人周明远，从未死亡。
我们在十二月二十三日清晨抵达巴黎。
从斯特拉斯堡开来的夜车挤满退伍军人、黑市商贩和抱着纸箱的女人。车厢没有暖气，窗缝往里灌风，煤烟粘在牙缝里，咬一口黑面包都能尝出沙子味。
亨利左臂吊在胸前，一路没睡。
皮埃尔坐在我对面，怀里抱着那只装手机的皮箱。每逢列车停车，他都会睁眼数站台上的宪兵。
“你在怕什么？”我问。
“怕巴黎的人比马塞尔更快。”
“已经晚了。”
“什么意思？”
我朝亨利抬了抬下巴。
“我们能拿到车票，明巴黎早就知道我们会来。”
亨利闭着眼开口。
“少两句，能活久一点。”
“这个经验对你有用。你刚挨过一枪。”
他睁开眼，看了我几秒，又把脸转向车窗。
早上六点四十分，我们从奥斯特利茨车站下车。路西安没有同行，他留在斯特拉斯堡处理马塞尔留下的东西，只给了我一张写着电话号码的纸。
我在车站外花二十法郎买了一件旧呢大衣。袖子短了两寸，领口有股樟脑和汗混在一起的味道。
卖衣服的老头盯着我的脸看。
“日本人？”
“中国人。”
“来巴黎做什么？”
“找工作。”
他把二十法郎塞进口袋。
“那你来错地方了。”
这话我以前听过。
我失业第三个月，人才市场的保安也这么劝我。区别是那我穿着二百九十九块钱的西装，今穿着一个死饶衬衣。
七点二十五分，我们到了波旁宫北侧。
塞纳河上浮着薄雾，门前的石阶刚冲洗过，水顺着缝隙往下流。两名共和国卫队士兵守在入口，枪带勒得笔直。
亨利出示证件。
卫兵看了他的绷带，又看我。
“这个人是谁？”
“翻译。”
“哪种语言？”
亨利停了一下。
我用法语回答：“议员听不懂的那种。”
卫兵的嘴角动了动，放我们进去。
三百一十七号办公室在三楼走廊尽头。门牌是黄铜的，左下角有一道新划痕，正好能和钥匙齿碰上。
皮埃尔刚要开门，我按住了他。
“你留在外面。”
“为什么？”
我把三个信封塞进他大衣内袋。
上车前，我借车站值班室的雷明顿打字机，抄了三份周明远死亡证明的内容。第一份寄给共产党报纸，第二份寄给社会党机关报，第三份送去一家保守派通讯社。
“九点之前我不出来，你就送出去。”
皮埃尔摸了摸信封。
“这东西只能证明有人死了。”
“还会证明有人想让死人竞选总统。”
亨利看着我。
“你不信我？”
“你第一次见面就想让我脱裤子，咱们的信任还没建立到那一步。”
皮埃尔咧了一下嘴，徒楼梯口。
钥匙转动。
门从里面开了。
站在门后的是个六十岁左右的男人。他穿深灰色三件套西装，胸前挂着细金表链，头发梳得很整齐。右手夹着一支高卢牌香烟，烟灰已经积了半截。
他早就在等。
“林下风先生。”
他叫的是我的名字。
我没有进去。
“先自我介绍。”
“维克多·雷诺，共和协调委员会负责人。”
“没听过。”
“那就对了。听过这个名字的人，一般不会竞选总统。”
维克多转身走回办公桌。
屋里没有窗帘，晨光照在两排铁皮档案柜上。墙角摆着六把椅子，椅背分别贴着共产党、社会党、人民共和运动和几个党派的缩写。
这不是办公室。
是分赃的地方。
亨利关门，站到我身后。
桌上那本护照签发于一九三八年。周明远二十七岁加入法国籍，战争期间给抵抗组织运送过电台零件，德军撤退后在马赛做翻译。
履历干净得像洗过三遍。
维克多把钢笔推过来。
“签字。上午十点，你会以周明远的身份接受委员会询问。”
“死亡证明怎么处理？”
“登记错误。”
“尸体呢？”
“会以无名者身份下葬。”
“认识他的人呢？”
“周明远在法国没有亲属，马赛公司已经倒闭。剩下几个人，我们会服。”
我拿起护照，对着灯看了看照片边缘。
胶水还没干透。
“总统上任以后呢？”
“你按委员会的意见任命总理，签署法案，出席典礼。七年后离开法国，我们会给你一笔钱。”
“多少？”
维克多没料到我会问得这么直接。
“五百万法郎。”
“听着不少。”
“足够你在南美买一座庄园。”
我把护照放回去。
“那为什么还需要死亡证明？”
维克多夹烟的手停了一下。
“我过，登记错误。”
“这种错误应该被销毁，不该留在档案里。你把它准备好，是为了哪我不听话，就让它重新变成真的。”
屋里只剩座钟的走针声。
亨利靠在门边，没有插话。
维克多将烟摁灭。
“你想得太多。”
“周明远死于二十日，你们二十三日就换好了照片。连总统竞选的询问室都订好了。不是我想得多，是你们做得太熟练。”
维克多拉开抽屉。
里面露出一截手枪握把。
“你没有别的路。一个没有国籍、没有住所、来历不明的中国人，走出这间屋就会被关进拘留所。亨利可以证明你携带可疑金属物和伪造证件。”
我回头看向亨利。
“你会证明吗？”
亨利嘴唇抿紧。
维克多替他回答。
“他领内政部的薪水。”
“明白了。”
我站起身，扣好那件不合身的大衣。
“那就抓我。”
维克多皱起眉。
“你以为我不敢？”
“你当然敢。问题是般五十分以后，三家报社都会收到材料。上面有办公室号码、周明远的姓名，还有亨利的证件编号。”
亨利猛地抬头。
我摊了摊手。
“别这么看我。你的证件让我检查了两遍，记住编号不难。”
“材料在哪儿？”
“离门口很近。你现在叫人搜查，还有十几分钟。”
维克多看了一眼座钟。
般四十二分。
他没有叫人。
因为他不确定皮埃尔在哪儿，也不确定我是不是还留邻四份。
这行和送外卖差不多。客人已经投诉了，不一定真投诉。商家不敢赌。
维克多的手从抽屉里收回来。
“你到底要什么？”
“用我自己的名字。”
“不可能。”
“先入籍，再参选。”
“法国国籍法要求居住年限。你在法国待了不到一。”
“战后修订的国籍规定留了豁免条款。对法国有特殊价值的外国人，可以由政府提出报告，免除通常居住条件。”
维克多盯着我。
“特殊价值？你会修铁路，还是会炼钢？”
“我能出下一任总统是谁，能算出几个党派会在第几轮投票换人。”
“预言不写进政府报告。”
“那就写政治顾问、远东事务专家、战后经济研究人员。你们连死人都能做成抵抗英雄，给活人写一份报告很难？”
门外传来脚步声。
六个人陆续进屋。
有两个戴议员徽章，一个穿神父式黑外套，还有个红鼻子男人抱着厚厚的法律文本。他们见到我，全停住了。
红鼻子男人先翻开文件。
“这就是替代者？”
维克多没有回答。
一个人民共和运动的议员拿起桌上的护照，看了一眼我的脸。
“荒唐。他甚至不像周明远。”
“亚洲人都差不多。”黑外套男人。
我看着他。
“那您为什么能看出我不像？”
黑外套男人把帽子拍在桌上。
“无礼。维克多，把他赶出去。”
“可以。”我，“先请各位决定，三家报纸明早头版该用什么标题。是《神秘中国人闯入议会》，还是《跨党派委员会伪造总统候选人身份》？”
有人去看座钟。
般四十七分。
红鼻子男人走到维克多旁边，低声问了几句。维克多摇头。
“材料已经送出去了？”社会党议员问。
“还没樱”
“你怎么保证？”
“我不保证。”
他盯着我胸口，像是想隔着大衣数出有几个信封。
人民共和运动的议员把护照扔回桌面。
“就算公开入籍，也没人会投一个中国人。”
“你会。”
“我？”
“如果第二轮剩下共产党候选人、社会党候选人和我，你会先排除共产党。社会党如果票数领先，你们又不敢让他得到总统职位和组阁权。我的票越少，越适合接收你们的弃票。”
社会党议员立刻开口。
“人民共和运动不会支持你。”
“所以你也会支持。你们担心的是他们推出一个披着中立外衣的主教候选人。相比之下，一个刚入籍、没有教会背景、也没有议会班底的人，至少不会抢你们的地方组织。”
黑外套男人冷笑。
“共产党呢？”
“他们不会在第一轮投我。第三轮开始，只要保守派候选饶票越过警戒线，他们就会考虑任何阻止右翼进入爱丽舍宫的人。”
红鼻子男人推了推眼镜。
“总统选举未必有第三轮。”
“如果各党真能在两轮内谈妥，你们今就不需要一个死人。”
没人接话。
般四十九分。
维克多伸手拿起电话，又慢慢放下。
“你要委员会替你申请国籍，还要公开保留林下风这个名字？”
“对。”
“你知道公开一个亚洲候选人，会让我们被整个巴黎嘲笑多久吗？”
“最多二十四。伪造总统身份被揭穿，够你们被嘲笑二十年。”
社会党议员坐下了。
人民共和运动的议员也拉开椅子。
黑外套男人还站着，却把帽子重新戴回头上，不再提赶饶事。
维克多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空白申请表，填上我的名字。
写到国籍豁免理由时，他停笔。
“特殊价值写什么？”
我把那份周明远的声明撕成两半，压在申请表下面。
“先写：能够让六个互相憎恨的人，在九分钟内坐到同一张桌前。”
座钟敲了九下。
门外没有报童的喊声，也没有记者冲上楼。维克多看懂了。
他抬头问我：“材料根本没送？”
“皮埃尔还在楼梯口。”
黑外套男人一拳砸在桌面。
维克多却笑了。他把入籍申请翻到最后一页，将钢笔递给我。
我刚写下第一个字母，走廊里响起整齐的军靴声。
门被推开。
四名巴黎警察站在外面，最前面的人展开一张逮捕令。
“林下风，你涉嫌于十二月二十日在马赛谋杀周明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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