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他这辈子吃过的最甜的荷包蛋。后来他再也没吃过那么甜的鸡蛋了。后来他在工地上吃饭,白菜炖粉条,油星子浮着,没有荷包蛋,没有红糖水,没有人在旁边看着他吃。
他把烟盒捏扁了,扔出去。烟盒在夜色里划出一道弧线,落进工地的碎石堆里。
“妈,”他对着空荡荡的工地喊了一声,声音被风吹散了,碎成几片,“妈。”
没人应他。风还在吹,塔吊的影子黑黢黢地趴在地上,像一只巨大的、沉默的兽。
田猪朋的幻想在第五傍晚有了新的进展。疗养舱里的马尔代夫海水忽然退去了,阿尔卑斯的雪也化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他从未见过但莫名熟悉的场景——一座灰扑颇县城,街道两旁是梧桐树,叶子落了大半,铺了一地。
他走在街上,穿着亿万富翁的丝绸衬衫,但脚上是一双解放鞋,鞋底磨得薄了,硌着石子路。街上没什么人,几家店铺亮着昏黄的灯,卖杂货的、修鞋的、剃头的,都是些早就从现实中消失的行当。田猪朋知道这是梦,疗养舱里的周护士过,进入深度睡眠后虚拟系统会生成一些潜意识影像,让他不要害怕。
他不害怕。他甚至有点高兴。这条街他认识,是县城的老街,母亲带他来过。那年他十三岁,考了全乡第一,母亲要奖励他,带他进了一趟城。他们在老街吃了一碗馄饨,肉馅的,汤里撒了紫菜和虾皮,鲜得他差点把舌头吞下去。母亲自己没吃,就坐在对面看着他,笑眯眯的。
“好吃不?”母亲问。
“好吃!”他埋头喝汤,烫得直吸溜,“妈你也吃。”
“妈不饿。”母亲,“你吃。”
他信了。他吃完了那碗馄饨,连汤带水喝得干干净净,然后心满意足地跟着母亲逛了半条街。母亲给他买了一支铅笔,带橡皮头的那种,比学校发的秃铅笔好使多了。他把铅笔攥在手里,一路都没松开。
现在他站在那家馄饨铺子门口,铺子还在,门板卸了一半,里面热气腾腾的。一个佝偻的身影在灶台后面忙活,田猪朋走进去,发现那是母亲,比记忆里年轻些,头发还没全白,系着一条蓝布围裙。
“一碗馄饨?”母亲头也不抬地问。
“妈。”田猪朋喊了一声。
母亲抬起头,看了看他,笑了。“哟,猪朋来了。坐,妈给你下馄饨。”
他坐下来,木头的长条凳有点晃,但他坐得很稳。母亲在灶台前忙活,从锅里舀起一勺滚水浇在碗里,紫菜和虾皮在沸水里舒展开,香气飘过来。然后是馄饨,一个一个白胖胖地浮上来,母亲用漏勺盛进碗里,撒上葱花,督他面前。
“心烫。”母亲,在他对面坐下来,像很多年前那样看着他。
馄饨冒着热气,田猪朋低头吃了一口,烫得直吸溜。肉馅的,汤里撒了紫菜和虾皮,鲜得跟他记忆里一模一样。
“好吃不?”母亲问。
“好吃。”他,声音有点抖。
“好吃就多吃点。”母亲笑眯眯的。
他低头吃馄饨,吃着吃着,眼泪掉进碗里,混在汤里看不出来。他不敢抬头,怕母亲看见了又要他:“男孩子家家的,哭什么哭。”但他知道母亲看见了,母亲什么都没,只是伸手把他面前的醋碟往他那边推了推。
“加点醋,解腻。”
他加了两滴醋,酸味混进汤里,更香了。他埋头把一碗馄饨吃得干干净净,连汤都喝完了,碗底干干净净,像洗过一样。
“妈,”他放下碗,终于抬起头,“你……你还好吗?”
母亲笑着看他:“好啊,有啥不好的。你呢?在外头好不好?”
“好。”他,“都好。”
“那就好。”母亲站起来收碗,“不早了,回去吧。你还有事要忙。”
他不想走。他知道出了这个馄饨铺子,老街就不在了,母亲也不在了。他想赖在这里,把这碗馄饨吃上一辈子。但母亲已经把碗收走了,擦干净了桌子,笑眯眯地看着他,像送客人一样。
“妈,”他站起来,突然上前一步抱住了母亲。母亲的身体很轻,轻得像一捆干柴,蓝布围裙上有面粉的味道,还有柴火灶的烟熏味。他把脸埋在母亲肩窝里,像时候受了委屈那样。
母亲拍着他的背,一下,两下。“好了好了,”母亲,“去吧。”
他松开手,转身走出了馄饨铺子。身后传来母亲的声音:“猪朋,路上慢点。”
他没有回头,但这次他应了一声:“欸。”
老街在他身后一寸一寸地碎掉了,像被风吹散的纸灰。梧桐树、杂货铺、修鞋摊,都在消融,变成一片模糊的金色光斑。田猪朋走在光斑中间,解放鞋踩上去软绵绵的,像踩在晒热的麦秸上。
他走啊走,走进一片无边无际的麦田。麦子熟了,金黄金黄的,风一吹就掀起波浪。他站在麦浪中间,觉得自己又变成了那个偷鸡蛋的少年,趴在稻草堆里,闻着干草和鸡粪的味道,等着母亲喊他回家。
“猪朋——”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模模糊糊的,像是隔着几层纱布。“猪朋——回家吃饭了——”
他张了张嘴,想喊一声“来了”,但嗓子哑着,发不出声音。麦浪涌过来,金黄的穗子擦过他的脸,痒痒的。他听见蝉鸣,密密麻麻的,从四面八方涌来,灌满他的耳朵。
他闭上眼睛,躺进了麦田里。麦秆在他身下铺成一张柔软的床,阳光暖烘烘地照着他,照进他的骨头里,把那颗钉在肝区的钉子融化了。他觉得自己在往上飘,飘过麦田,飘过老槐树的树桩,飘过工地的塔吊和水泥堆,飘过那条灰扑颇老街。
“田先生?田先生?”周护士的声音忽远忽近,“您的心率在下降,田先生?”
他不想回答。他正忙着听那些蝉鸣,一声一声,撕心裂肺的,拼命地剑他想,要是能重活一回,他也要这样剑管他好听不好听,管他有没有人听,先把那口气从胸腔里挤出来,变成声音,变成活着的证据。
但他没有力气叫了。他攒了五十三年的力气,早就在一袋一袋水泥里耗尽了。不过没关系,他至少还能听。听那些知了替他叫,替他喊,替他把憋了一辈子的话都喊出来。
蝉鸣越来越响,响得像要把都掀翻了。田猪朋在响亮的蝉鸣里,轻轻呼出了最后一口气。
那口气从疗养舱的缝隙里逸出去,飘过虚拟的阿尔卑斯山和马尔代夫的海,飘过母亲馄饨铺子的热气,飘过老槐树光秃秃的树桩,最后落在某个夏正午的稻草堆上。稻草堆里有个孩,怀里揣着两个热乎乎的鸡蛋,听见母亲在外面喊:“猪朋!猪朋你出来!妈不打你了!”
孩缩在稻草深处,憋着笑。蝉鸣震耳欲聋,阳光从稻草缝隙里漏进来,金灿灿的,像撒了一地的碎金子。
他知道,只要他不出去,那个夏就永远不会结束。
周护士在疗养舱外站了很久。屏幕上的生命体征曲线变成了一条直线,笔直地横在那里,像一道沉默的边界。她没有立刻按呼叫铃,不知道为什么,她总觉得田先生还没走远。她看见他的嘴角有一点极淡的弧度,那是一个她从未在这张脸上见过的表情——松弛的、坦然的,甚至带着一点狡黠,像一个偷到了糖的孩子。
值班医生来了,宣布了死亡时间。助手们开始按照流程处理后续事宜,拔管子、关设备、记录数据。疗养舱的透明舱盖缓缓升起,虚拟景观同时熄灭,阿尔卑斯的雪和马尔代夫的海同时消失,只剩下冷白色的医疗灯光打在田猪朋的脸上,把他最后的表情照得清清楚楚。
周护士站在一旁看着,忽然觉得田先生长得有点像她爷爷。她爷爷也是这个年纪走的,也是肝癌,也是瘦成一把骨头,最后那几连粥都咽不下去。她爷爷走之前那晚上,忽然有了精神,跟她想吃荷包蛋。她去厨房煎了两个,端回来的时候爷爷已经睡着了,再也没醒过来。
她那时候不知道,那叫回光返照。现在她看着田猪朋脸上那个浅淡的笑意,忽然想,是不是每个人走之前都会看见自己想看见的东西?爷爷看见了荷包蛋,田先生看见了什么?
田猪朋的遗嘱是在他死前三签署的,两千亿资产全部捐给了肝癌研究基金会。新闻发出去之后,网上吵翻了。有人夸他是大善人,有人骂他是作秀,还有人扒出他以前在工地搬砖的照片,这绝对是炒作团队精心设计的剧本,一个亿万富翁怎么可能在工地上干二十年。
真正的工地,在城南那片正在拆迁的旧工业区里。铁皮工棚还在,但已经空了,工头带着剩下的人搬到新工地去了,只有老李还住在那儿。老李的腰彻底坏了,干不动重活,工头给了他一笔遣散费,让他回老家去。老李再待几,收拾收拾东西。
那傍晚老李正蹲在工棚门口抽烟,忽然看见一辆黑色轿车拐进了工地。车停在工棚前面,下来一个穿西装的年轻人,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
请问是李国富先生吗?”年轻人问。
老李站起来,腰疼得他龇了龇牙。“我是。”
“我是田猪朋先生的遗嘱执行律师,”年轻容上名片,“田先生在遗嘱里给您留了一笔钱,请您签收。”
老李愣住了,烟屁股从嘴角掉下来,落在鞋面上。“多少钱?”
年轻人了个数。老李又愣住了,这回愣得更久。那个数够他在老家盖一栋楼,够他闺女读完大学还有剩。他张了张嘴,想点什么,但喉咙里堵了一团什么,半才挤出一句:“他哪来那么多钱?”
“田先生生前的投资,”律师,“具体细节我不便透露。这是支票,您收好。”
老李接过那张薄薄的纸片,手抖得像筛糠。他低头看着支票上那一串零,觉得眼前有点花。夕阳从西边照过来,把支票染成暖融融的金色。他想起很多年前那个晚上,田猪朋躺在旁边的铺位上问:“老李,你知了在地底下十七年就为了叫一个夏,值吗?”
他那时候:“值不值,那也得叫啊。”
现在他想,田猪朋那一声,终究是叫出来了。
老李把支票心翼翼地折好,放进贴身的口袋里。他回到工棚,开始收拾行李。其实没什么好收拾的,一个编织袋就能装完。他最后看了一眼那个空荡荡的铺位,木板上的褥子撤走了,露出底下几道深深浅浅的刻痕。老李凑近了看,发现是歪歪扭扭的三个字:回家吧。
字刻得很深,是用钉子或者什么尖东西一笔一划刻出来的。老李伸手摸了摸那几个字,指腹划过凹槽,粗糙的,扎手的。他不知道田猪朋是什么时候刻的,可能是某个睡不着的夜里,也可能是最后那次出院回来之后。他只知道田猪朋刻这几个字的时候,大概是真想回家了。
田猪朋走后的第七,一个年轻女人出现在工地门口。她扎着马尾,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牛仔外套,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她在工棚外面站了很久,看着那排空掉的铁皮房子,脸上没什么表情。
老李把编织袋甩上肩膀,走出了工棚。外面已经擦黑了,工地的探照灯没有开,只有远处城市的灯火映出一片灰蒙蒙的轮廓。他回头看了一眼那排铁皮房子,在暮色里沉默地蹲着,像一排等待被拆掉的骨头。
“走了。”老李对着空荡荡的工地了一声,不知道是给谁听的。然后他转过身,朝着车站的方向慢慢走去,腰弯着,一步一拖,影子在身后拉得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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