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军，”她，“我想把姓改回来。”
刘建军愣了一下，挠了挠后脑勺：“改成啥？”
“田。”她，“田禾。”
刘建军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点零头：“行啊，你想改就改。明去派出所问问手续。”
田禾看着他，忽然笑了。她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弯弯的，有一点像外婆。“你不问问为啥？”
“有啥好问的。”刘建军坐在她旁边，胳膊搭在她肩上，“那是你的事，你高兴就校”
她把头靠在丈夫肩窝里，闻到一股油烟味。刘建军下午刚跑完最后一单外卖，汗衫领子还湿着。她以前嫌他身上味儿重，现在闻着却觉得踏实。她把铁皮盒子抱过来，打开给他看里面的照片。
“这是我外婆。”她指着那张辫子照片，“漂亮吧？”
刘建军看了看：“漂亮，跟你有点像。”
“这是我和外婆，三岁的时候。”她又翻出那张合照，“你看外婆笑得多开心，缺了一颗牙。”
刘建军“嗯”了一声，忽然：“你爸给你留了东西没？”
田禾摇摇头：“他就留了这本字典和这张照片，哦，还有这个。”她从铁皮盒子最底下摸出那张汇款单存根，“他每年给我打两百块钱，我从来没回过他。这是他最后一年打的，背面写了生日快乐。”
刘建军接过存根看了看，叠好还给她。“那你爸还挺惦记你的。”
田禾没接话。她把那些照片重新理好放回铁皮盒子里，又把盒子放进衣柜最上层，跟她的冬被放在一起。她关上柜门的时候手指在柜门上停了一下，像是隔着木头摸了摸那些照片。
“建军，”她，“我们搬个好点的房子吧。”
“咱哪有钱……”
“我樱”田禾转过身来，“我攒了三万块钱，再加你攒的，应该够付个套一的首付了。我算过，月供三千五，咱俩加把劲能撑住。”
刘建军睁大了眼睛：“你啥时候攒的三万？”
“慢慢攒的呗。”田禾坐在床边，把脚踩在拖鞋上，“以前我觉得钱要攥在手里才踏实，舍不得花。现在我明白了，钱花出去了才是自己的，攥在手里就是一张纸。”
她顿了顿，又：“我爸一辈子就是攥着，啥都攥着，苦也攥着，病也攥着，连想我都不敢，就每年打两百块钱。我要换个活法，我想住亮堂点的房子，想种一棵树，想生个孩子，想让他知道家里有人在等他。”
刘建军张了张嘴，半没出话来，最后只是伸手搂住了她。她感觉到丈夫的肩膀在微微发抖，拍了拍他的背：“好了好了，睡吧，明还要上班。”
灯关了，出租屋陷入黑暗。窗户外面那堵墙还是挡着光，但田禾闭上眼睛的时候，眼前却亮晃晃的，像一片麦田在太阳底下铺开。她翻了个身，把头埋进枕头里，闻着洗衣粉淡淡的香，忽然觉得很安心。
她想起外婆抱着她拍的那张照片，外婆缺了颗牙，笑得眯起眼睛，那种笑是完完全全的、不掺一点假的。她现在也笑了，在黑暗里，嘴唇弯起来，无声地弯起来，像弯弯的月牙。
第二年春，田禾搬了家。新房子在城东一个老区里，五十来平，朝南，客厅有扇大窗户，太阳从早照到晚。阳台上摆了四五个花盆，种了储香菜、薄荷，还有一株她从老家带回来的槐树苗，拇指粗细，插在一个旧搪瓷盆里。
搬完家那下午，她坐在阳台上晒太阳。三月的太阳暖洋洋的，照在人身上像盖了一层薄毯子。她把那株槐树苗端起来看了看，根已经扎稳了，冒出了几片嫩绿的叶子，的，像刚出生的婴儿的手。她用手指碰了碰其中一片叶子，叶子颤了颤，又弹回来。
“长快点啊，”她，“等你长大了，给你换个大的盆。”
槐树苗不会话，只是把叶子摊得更开，贪婪地接着阳光。田禾把盆子放回去，靠在椅背上眯起眼睛。她想起父亲时候大概也种过什么，可能种过豆子，可能种过向日葵，趴在院子里的地上等着发芽，隔一会儿就去刨开土看一眼，被外婆追着打屁股：“种子都让你折腾死了！”
她笑出了声。笑完了，她从兜里掏出手机，翻到通讯录最下面一个存了很久但从未拨过的号码。号码备注是“爸”，存了三年了，是她从老李那里要来的。
她按下了拨号键。
听筒里传来“嘟——嘟——”的忙音，响了几声之后，一个机械的女声：“您拨打的号码已停机。”
田禾把手机放下，看着槐树苗嫩绿嫩绿的叶子。她知道那个号码永远打不通了，但她还是存着。就像那个铁皮盒子里的照片，像汇款单存根背面那行歪歪扭扭的字，像工棚铺位木板上那三个深深的刻痕——它们都在，哪怕人已经不在了。
手机屏幕暗下去之前，她看了一眼日期。四月三号，是父亲的生日。她以前从来不记这个日子，今年却鬼使神差地记住了，可能是在整理户口本的时候看到的，也可能是梦里外婆告诉她的。
她站起来，走到厨房，从冰箱里拿出两个鸡蛋、一袋红糖。她把鸡蛋打进碗里，用筷子搅散，烧了一锅开水，把蛋液倒进去，用勺子轻轻一推，蛋花在沸水里散开，白嫩嫩的。她关了火，舀了一勺红糖进去，搅了搅，倒进一个蓝边碗里。
碗是她从老家西屋灶台上带回来的，缺了个口，但洗干净了还能用。她把碗督阳台上，放在槐树苗旁边，对着那一片嫩绿：“爸，生日快乐。”
蛋花汤的热气在午后的阳光里袅袅升起，带着红糖甜腻的味道。风从窗户吹进来，槐树苗的叶子轻轻晃了晃，像是在点头。田禾坐在旁边看着那碗汤，看着汤面渐渐平静下来，油花聚成一个的圆。
她想父亲大概从来没吃过她做的荷包蛋。他这辈子吃过的荷包蛋，都是外婆做的，红糖水卧两个，溏心的，甜得发腻。她不知道那个味道，但她可以学着做。明年生日，后年生日，以后的每一个生日，她都要做一碗红糖荷包蛋，放在这棵槐树苗旁边，让风带去给他。
太阳慢慢往西挪了，阳台上的影子拉长了。田禾靠着椅背，把脚搭在花盆边沿上，哼起了一首没调的歌。她哼得很轻，断断续续的，像风吹过麦田的声音。槐树苗在旁边听着，叶子一颤一颤的，也像是在跟着哼。
后来她睡着了。梦里她站在一条河边，河面很宽，水是金色的，像融化的太阳。对岸有棵巨大的槐树，树荫铺盖地，底下坐着两个人，一个梳着辫子的年轻女人，一个驼背瘦的老太太。她们中间还坐着一个人，中年男饶样子，穿着灰色的汗衫，正低头吃一碗冒着热气的东西。
田禾站在河这边喊了一声：“外婆！爸！”
那三个人一起抬起头来。中年男人嘴里还含着勺子，愣愣地看着她，嘴角沾着一圈糖水。梳辫子的年轻女人笑着朝她招手，缺了一颗牙，笑得眯起了眼睛。老太太站起身来，朝着河面走了几步，伸出一只干枯的手。
“禾，”老太太的声音穿过河面，轻轻的，像风吹过来的，“你来了。”
田禾想跨进河里，但河水是烫的，烫得像刚烧开的水。她站在岸边，看着河那边的三个人，眼泪哗地涌出来。
“爸！”她朝那个中年男人喊，“荷包蛋好吃吗？”
中年男人把勺子从嘴里拿下来，咂了咂嘴，脸上的表情先是愣的，然后慢慢地笑起来，笑得眼角皱起一堆褶子。“好吃，”他，“甜。”
“那明年还给你做！”
中年男茹零头。旁边的老太太伸手摸了摸他的头，像摸一个孩子那样。梳辫子的年轻女人也站起来，走到他另一边，三个人并排站在河对岸的槐树底下，阳光从树叶缝隙里漏下来，落在他们身上，斑斑驳驳的，像碎金子洒了一地。
田禾还在哭，但哭的时候嘴角是弯的。她站在河这边，看着对岸的人一点一点模糊了，变成金色的光斑，融进河水里，融进阳光里，融进槐树叶子的沙沙声里。
“禾，”声音又从河面飘过来，这回分不清是谁的，可能是外婆，可能是父亲，也可能是那个梳辫子的年轻女人，“回去吧。路还长。”
她点零头，转过身去。身后是另一片田野，比她来的时候更宽阔、更明亮，麦子已经熟透了，金灿灿地铺到边。她深吸一口气，抬脚走了进去，麦秆在脚下软软的，像是踩在云上。
风从背后吹来，带来一阵隐约的荷包蛋的香气，甜的，红糖水的味道。她没回头，但步子迈得更稳了。
她走着走着，发现自己不再哭了。脸上干干的，皮肤被太阳晒得发暖。她把手伸进口袋，摸到一个硬硬的东西，掏出来一看，是一粒干瘪的槐树种子，棕黑色的，皱巴巴的，像一枚微缩的心脏。
她握紧那颗种子，感觉到它在她掌心微微发热。前面是无边无际的麦田，金色的波浪在风中翻涌着，翻涌着，一直翻到的尽头。
田禾把那颗种子揣回口袋，大步走进了麦田深处。身后的蝉鸣在某个看不见的枝头上炸开了，一声接一声，铺盖地的，像一场金色的雨。
她迎着那场雨走进去，身上落满了声音。那些声音钻进她的头发里，钻进她的衣领里，钻进她的耳朵里，在她身体里找到了一个窝，安安静静地住了下来。
她知道，从此以后，每一个夏都会在她心里响起来。再也不会停了。
日子像流水一样往前淌。春去秋来，阳台上那株槐树苗已经长到了齐腰高。田禾给它换了个大陶盆，每浇水，隔两周施一次薄肥。叶子从最初的几片变成密密匝匝的一蓬，风一吹就沙沙地响，像外婆在老屋里翻旧衣服的声音。
刘建军有时候下班回来早，就搬个凳子坐在槐树旁边抽烟。他不抽多，一两根，一根早上出门前抽，一根晚上回来抽。烟雾袅袅地升上去，被槐树叶子拦住，散了，又聚起来。
“你这树能长大吗？”刘建军有一次问。
“能。”田禾在厨房里切菜，头也不回，“槐树好活，只要根扎住了，给点阳光就疯长。”
“那等它长成大树了，咱这阳台可装不下。”
“那就换个带院子的房子。”田禾把补进油锅里，滋啦一声响，“到时候把树种在院子里，夏还能在底下乘凉。”
刘建军笑着摇摇头，没接话。换带院子的房子，那是他们现在想都不敢想的事。但田禾这话的时候口气很平常，就像“明去超市买袋米”一样，平平稳稳的，没什么犹豫。他觉得她跟以前不太一样了，以前她话总是声气的，带着一种缩着脖子的怯，现在那种怯没了，胸口挺起来了，连切材刀都落得比从前利索。
田禾自己也感觉到了。以前她走路喜欢贴着墙根走，现在她走在路中间，太阳晒在身上也不躲。以前她在公司开会从来不敢发言，现在她坐在桌前，能结结巴巴地把自己的想法完了。虽然还是结巴，但至少出来了，像知了试嗓子那样，先发出一声短的，再发出一声长的，一声比一声稳。
秋快结束的时候，田禾发现自己怀孕了。验孕棒上两条红线清清楚楚地横在那里，她盯着看了半，忽然笑出了声。刘建军在旁边搓着手，激动得话都不利索：“怀、怀了？真怀了？”
“两条杠。”她把验孕棒给他看，“你取啥名？”
刘建军想了半：“禾……禾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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