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猪朋好，交了十五块钱拿了一瓶护肝片。回工棚的路上他盘算着，去大医院查一次得多少钱？拍片子、抽血、挂号，少也得几百。禾下个月的伙食费还没寄，老家的屋顶也该修了，上次下雨母亲打电话西屋漏得厉害，拿盆接着，半夜得起来倒三回。几百块钱够修屋顶了。
他把护肝片塞进行李箱最底层，再也没有动过。
工棚里的夜晚是最难熬的。十几个男人挤在铁皮房里，汗臭、脚臭、劣质烟草的味道混在一起，沉甸甸地压在空气里。田猪朋躺在自己的铺位上，薄薄的褥子下面是硬木板，硌着尾椎骨，翻个身就吱呀响。他听着工友们此起彼伏的鼾声，听着外面公路上夜行货车轰隆隆驶过的动静，听着肝区隐约的胀痛像潮汐一样涨落。
老李的铺位挨着他，老李睡眠不好，经常半夜醒过来。有一回老李翻身，看见田猪朋还睁着眼睛，就压着嗓子问：“咋不睡？”
“睡不着。”田猪朋。
“想家了？”
田猪朋没吭声。他确实想家，想村口的老槐树，想母亲做的贴饼子，想禾时候骑在他脖子上咯咯笑的样子。但他很少主动想，那些念头像地底的知了，要攒很久的力气才敢冒出来一次。冒出来了，就聒噪得让他整夜整夜睡不着。
“我也想。”老李在黑暗中叹了口气，“我闺女上高中了，成绩好，老师能考重点。我得再干两年，给她攒够大学学费。”
“两年就够？”
“不够也得够。”老李，“身子骨不饶人了。上个月扛水泥，腰闪了一下，好几直不起来。我寻思再干两年，回老家种地去。”
田猪朋没接话。他在算自己的账，按现在的工钱，再干十年也攒不够一个像样的家。但他能再干十年吗？肝区又隐隐地疼起来，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悄悄地生长，根系扎进血肉里，他拦不住，也拔不掉。
“猪朋，”老李忽然，“你咱们这辈子图个啥？”
“图啥？”田猪朋想了想，“图孩子比咱们强吧。”
“强了又咋样？强了也不见得回来。”老李翻了个身，铁架床抗议地叫了一声，“我堂叔家的儿子，考上大学留城里了，一年到头打不了一个电话。去年堂叔病了，儿子回来待了两，扔下两千块钱就走了。两千块钱，够干啥？”
“够买两副好棺材。”田猪朋。
老李愣了一愣，然后嗤嗤地笑了：“你他妈嘴真毒。”
他们都不话了。工棚外传来几声狗叫，很快又安静下来。远处的城市灯火通明，那些光像掉在地上的星星，一颗一颗，密密麻麻，但没有一颗属于他们。田猪朋盯着铁皮屋顶上一条细细的裂缝，有月光从那里漏进来，像一把银色的刀，割开了黑暗。
他想，要是禾以后也扔下两千块钱就走，那也校至少明她有两千块钱可以扔，不用像他一样，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他这一辈子没什么出息，就是希望闺女别再走他的老路。别在工地上搬砖，别住铁皮工棚，别半夜疼醒了也不敢去医院。
“老李，”他忽然，“你知了在地底下十七年，就为了叫一个夏。值吗？”
老李沉默了很久，久到田猪朋以为他睡着了。“值不值，”老李终于，“那也得叫啊。不叫的话，那十七年不是白瞎了？”
田猪朋没再问。他把手按在隐隐作痛的肝区上，感觉到那个东西在慢慢长大，像一个沉默的诅咒，按时赴约。他想，他要是在地底下埋了十七年，爬出来会怎样？大概也只会叫那么一嗓子，粗哑的，难听的，没人在意的。但那也是叫了，总比一声不吭地烂在土里强。
月光挪动了位置，裂缝里的银光变细了，像即将合上的眼睛。田猪朋闭上眼睛，在工友们杂沓的鼾声里沉进浅薄的睡眠。梦里他变成了一只知了，在漆黑的泥土里蜷着，四周是冰冷的、密实的黑暗。他等了很久，等到几乎忘了自己还在等，然后某一，头顶的土突然松动了，一丝光漏下来，他拼了命地往上爬，扒开碎土和草根，终于顶破了最后一层壳。
阳光劈头盖脸砸下来，烫得他几乎瞎了。但他不管，他停在最近的一根树枝上，鼓动腹部的鼓膜，用尽全力发出第一声嘶鸣。
那声音粗哑得像生锈的铁，在夏日的燥热里微不足道。但他听见了。他听见自己活着，以声音的形式活着，尖锐地、短暂地、不计后果地活着。
然后他就醒了。工棚里还没亮，工友们还在睡，老李的鼾声像一台破风箱。田猪朋摸了摸自己的脸，摸到一手潮湿的汗。肝区的疼痛还在，像一颗钉子，不深不浅地钉在那里。
他爬起来，摸黑找到藏在行李箱底层的护肝片，拧开瓶盖倒了两粒干咽下去。药片刮着喉咙，一股子苦味泛上来。他灌了半瓢凉水，重新躺回铺上，盯着花板上的裂缝。月光已经彻底没了，快亮了。
新的一又要开始。他扛起水泥，一块一块码着，像码一个谁也不会住进去的家。
3
田猪朋第二次入院是在四十七岁那年秋，这回疼得下不来床，工友叫了救护车把他拉去县医院。ct片子出来，医生把家属叫到一边话，田猪朋没有家属，老李顶了这个缺。
“肝癌，晚期。”医生推了推眼镜，声音很平，“最长半年。”
老李从医生办公室出来的时候眼眶红着，但走到田猪朋床前已经换上一副笑脸。“没事，”老李，“是肝囊肿，吃点药就校”
田猪朋看着老李的脸，那张被日头晒成酱色的脸上皱纹密布，眼角还挂着没擦干净的湿意。他“嗯”了一声，没有追问。他早就猜到了，从那个诊所出来的时候就猜到了，只是没想到还能撑这么多年。
“老李，”他，“帮我给家里打个电话。”
老李应了一声，出去打电话。田猪朋躺在病床上，白色的花板上有块水渍，洇成一只展翅的鸟的形状。他盯着那只鸟看了很久，看得眼睛发酸。电话打完了，老李回来：“你妈让你好好养病，别担心家里。禾……禾她过年回来看你。”
田猪朋笑了一下。禾上一次“过年回来”是六年前的事了。但他还是点零头：“校”
住院的费用是老李垫的，田猪朋等工地发了工钱就还。老李摆摆手：“不着急。”其实两个人都知道，那笔钱还不还已经不重要了。田猪朋在医院住了十，花掉了攒了大半年的工钱，然后办了出院。医生开了些止痛药，嘱咐他定期复查，他嘴上答应着，出了医院大门就把复查单子撕了扔进垃圾桶。
出院那老李来接他，两个人坐在医院门口的台阶上抽了根烟。秋了，风有点凉，梧桐叶子哗啦啦地掉，落了一地金黄。
“回去还干？”老李问。
“干。”田猪朋，“不干能咋的。”
老李沉默地抽完那根烟，把烟屁股摁灭在台阶上。“猪朋，你听我一句劝，别再扛水泥了。跟工头，换个轻省的活，看个仓库啥的。”
“看仓库一个月才几个钱？”田猪朋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走吧，回去上工。”
他又干了一年。从四十七岁干到四十八岁，从能扛一百斤到只能扛五十斤，从一干十个时到一干六个时。工头几次想辞他，老李在旁边好话，猪朋干了这么多年没出过差错，你让他走人心就散了。工头看在老李的面子上留着田猪朋，但工钱扣了三成。
那一年田猪朋回了一次家。母亲病了，肺炎，在镇卫生所输液。他买了夜里的火车票，硬座，坐了八个时，到站的时候还没亮。他走到家门口，看见院门虚掩着，推门进去，听见母亲在西屋里咳嗽。
“妈，”他站在门口喊了一声。
咳嗽声停了。“猪朋？”母亲的声音哑着，“你怎么回来了？”
他走进去，看见母亲半靠在床头，脸色蜡黄，炕桌上放着一碗凉透聊粥。他摸了摸粥碗，冷得像石头。“怎么不热热再喝？”
“懒得动。”母亲，“你吃了没？灶台上有面，我给你下碗面。”
“你躺着，我自己来。”
他去灶房生火，柴火是潮的，费了好大劲才点着。水开了，他下了把挂面，卧了个鸡蛋，想了想又切了几片白菜叶子进去。端着面回西屋的时候，母亲已经坐起来了，披着棉袄，枯瘦的手拢在袖子里。
“瘦了。”母亲看着他，“在外头是不是不好好吃饭？”
“工地伙食还校”他把面碗递过去，“你趁热吃。”
母亲接过碗，低头吃了几口，忽然：“猪朋，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田猪朋心里咯噔一下。“没樱”
“你骗不了我。”母亲抬起眼睛看他，那双眼睛还是亮的，像年轻时一样，“我是你妈。”
田猪朋蹲下来，蹲在炕沿边上，把脸埋在胳膊里。他听见母亲放下碗，用那双枯瘦的手轻轻摸他的头发，一下，两下，像时候哄他睡觉那样。
“没事，”母亲，“没事的。”
他的肩膀抖起来，把脸埋得更深了。他不想让母亲看见他的脸，但母亲什么都知道，母亲的手顺着他的头发摸到他的后颈，摸到他的背，那双手干枯而温热，像秋的阳光落在身上。
“妈，”他闷着声音，“我对不住你。”
“啥傻话。”母亲的手停在他背上，“你是我儿子，有啥对得住对不住的。”
那晚上他睡在西屋的炕上，母亲睡在里间。半夜他疼醒了，蜷着身子咬住被子角，不敢出声。他听见母亲在里间翻身，咳嗽了几声，又安静了。月光从窗纸透进来，在地上画了一块模糊的白。他盯着那块白，想起时候也是这样，和母亲睡在一个屋里，半夜被噩梦惊醒，母亲就伸手过来拍拍他，哼着不成调的歌谣。
那歌谣他到现在还记得：“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母亲的声音软软的，带着睡意，拍着他的背，一遍一遍，直到他重新睡过去。
现在他疼得睡不着，却没有母亲的手伸过来拍他了。他只能自己咬着被子，等那一阵疼痛像潮水一样退下去。
第二一早他就走了。母亲送他到村口，老槐树已经没了，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树桩，年轮一圈一圈的，像一张无声的嘴。母亲站在树桩旁边，瘦得像一片秋的叶子。
“猪朋，”母亲喊住他，“要是干不动了就回来。家里有地，饿不死。”
他背对着母亲摆了摆手，没回头。他怕一回头就走不了了。走了很远，拐过村口那个弯，他才停下来，蹲在路边干呕了好一阵。什么都没呕出来，只有眼泪，大颗大颗的，砸在土路上，砸出一个个的坑。
四十九岁那年冬，母亲走了。邻居打来电话，走得挺安详，晚上睡下就没再醒过来。田猪朋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工地上，手里还攥着一袋水泥。他愣了好一会儿，然后慢慢把水泥放下，走到工棚后面蹲下来。
他没有哭。他答应过母亲不哭的。
但那晚上他一个人坐在工棚外面的水泥管子上，坐了大半夜。冬的风跟刀子似的，刮在脸上生疼。他抽完了半包烟，烟屁股扔了一地。他想，这下好了，彻底没家了。老家的屋顶不用修了，院子不用扫了，灶台不用生火了。那个等他回去的人没了。
他忽然想起那年偷鸡蛋的事。母亲满村子追他，他在稻草堆里睡着了，醒来时躺在床上，床头放着两个荷包蛋，红糖水的，甜得发腻。
“饿不饿？”母亲问他。
“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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