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1月7日，农历立冬。
北京站站台上，林致远和沈清秋提着简单的行李，登上了开往上海的13次特快列车。这次南下，他们要在上海待半个月——浦东的项目到了关键时刻。
硬卧车厢里，林致远选了下铺。刚放下行李，列车员推着热水车经过：“同志，打水吗？”
“打一壶。”林致远递上印着“北大”字样的搪瓷缸。这缸子用了四年，搪瓷掉了好几块，露出黑色的铁皮。
沈清秋从包里拿出笔记本和资料，铺在桌上：“出发前我又算了一遍，按照现在的设计方案，一期工程预算要两千二百万。咱们能动用的资金只有八百万。”
“缺口一千四百万。”林致远拧开杯盖，热气蒸腾上来，“艾米丽那边怎么？”
“她愿意追加投资三百万美元，按官方汇率就是一千五百万人民币。”沈清秋顿了顿，“但条件是占股比例要提高。”
“多少？”
“从现在的15%提到25%。”
林致远沉默了。艾米丽的要求不算过分——三百万美元在1989年是个文数字，相当于上海市一百个普通工人一年的工资总和。但股权稀释，意味着控制权削弱。
列车缓缓启动，窗外北京的街景渐渐后退。沈清秋轻声：“还有件事。孙志刚昨来电话，浦东开发办的几个年轻干部私下透露，明年春可能会有大政策出台。”
“什么政策？”
“不清楚，但暗示‘力度会很大’。”沈清秋翻出一份文件，“这是他们内部传阅的《浦东开发初步设想》，我从陈思远那里拿到的复印件。”
林致远接过文件。纸张是那种粗糙的油印纸，字迹有些模糊，但内容让人心跳加速：
“……陆家嘴金融贸易区规划面积1.7平方公里，将建设中国第一高楼、证券交易大楼、外资银行大楼……外高桥保税区将实挟境内关外’特殊政策……金桥出口加工区将引进先进制造业……张江高科技园区将发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
这是蓝图，是梦想，是未来。
“陈思远是谁？”林致远问。
“浦东开发办的副处长，三十岁，同济大学建筑系毕业。”沈清秋，“他负责规划审批。我通过俞老师认识的——俞老师给他孩子补英语。”
正着，列车员开始检票。轮到他们时，列车员看了看车票，又看了看林致远：“同志，你是北大的？”
“是。”
“研究生？”
“是。”
列车员露出羡慕的表情：“真好。我儿子也想考大学，可成绩不校”他压低声音，“你们去上海是？”
“调眩”林致远含糊地。
列车员点点头，没再多问。1989年，大学生还是稀有物种，研究生更是凤毛麟角。在火车上，总能遇到好奇的人。
夜里，列车在华北平原上疾驰。林致远睡不着，起身走到车厢连接处。这里可以抽烟，几个中年男人在吞云吐雾，聊着生意经。
“听上海那边要搞大开发？”一个山东口音的。
“浦东嘛，报纸上都登了。”上海口音的接话，“不过我看悬。黄浦江那么宽，过去就是农田，谁去啊？”
“你们不懂。”一个戴眼镜的像是干部模样，“这是国家战略。深圳搞成功了，上海也要搞。”
林致远静静听着。普通人看浦东，看到的还是一片农田；但他看到的，是未来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创新中心。
回到铺位，沈清秋也醒了：“睡不着？”
“在想钱的事。”林致远躺下，“一千四百万的缺口，除了艾米丽的投资，还能从哪里筹？”
“银行贷款？”沈清秋，“孙志刚联系过工商银行浦东支行，可以用土地使用权抵押贷款。”
“能贷多少？”
“评估地价每亩五万，三百亩一千五百万。按七成贷，一千零五十万。但利率高，年息12%。”
“太高了。”林致远皱眉，“而且抵押贷款要用土地证，咱们的土地证还没办下来。”
这就是困境：没有土地证，就不能抵押贷款；没有贷款，就没钱开发；不开发，土地证又难办——典型的死循环。
“还有一个办法。”沈清秋犹豫了一下，“预租。提前找企业签租赁合同，用未来租金收益融资。”
“风险太大。”林致远摇头，“楼还没盖，谁敢签长期租约？就算签了，银行认不认？”
两人在黑暗中沉默。列车轰隆前行，像是时代前进的脚步声。而他们，正站在时代的潮头，感受着风滥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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