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中旬，林致远完成了研究生阶段第一篇论文：《制度约束与企业家精神——改革开放初期知识分子的创业选择》。
他以俞敏洪为案例，分析了三个问题：第一，体制内知识分子创业的动机与困境；第二，政策模糊地带的企业家创新；第三，社会舆论对“教师经商”的复杂态度。
论文写得很扎实，不仅有理论框架，还有大量一手数据：启航教育的财务数据、学生问卷调查、教师访谈记录。甚至还有一份匿名的“举报信”复印件——就是三角地贴的那封。
沈清秋看完初稿，有些担忧：“致远，这篇论文会不会太敏感了？特别是提到‘官倒’和‘举报’。”
“就是要直面问题。”林致远，“吴教授让我们做真研究，真研究就要真话。”
九月二十日，论文提交。按照惯例，研究生的重要论文要在系里做报告，接受老师和同学的评议。
报告安排在二教的一间教室。那来了三十多人，除了同门师兄弟，还有几位教授。吴教授坐在第一排，表情严肃。
林致远站在讲台上，用四十五分钟讲解了论文的核心观点。他展示了数据图表，播放了采访录音片段，甚至模拟了俞敏洪当时面临的抉择场景。
讲完时，教室里安静了几秒，然后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但提问环节，火药味十足。
第一个提问的是张教授，系里有名的保守派：“林致远同学，你论文中为‘教师经商’辩护，认为这是‘资源优化配置’。但你想过没有，如果教师都去经商，谁来做研究？谁来教书育人？”
林致远回答：“张教授，我的观点不是鼓励教师都去经商，而是为那些有创业意愿的人提供制度空间。俞敏洪老师离开北大后，启航教育创造了五十个就业岗位，每年培训上万名学生。这是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教育贡献？”
“但他违背了规定！”张教授提高声音，“规定就是规定！”
“如果规定落后于实践呢？”林致远反问，“1980年，安徽岗村农民偷偷分田到户，也违背了规定。但后来证明，他们推动了农村改革。”
这话太大胆了。教室里一片哗然。
第二个提问的是李教授，相对开明：“林同学，你论文中提到了‘官倒’问题，认为双轨制催生了腐败。但你是否考虑过，在当时的条件下，双轨制可能是最优选择？”
“我同意双轨制是过渡的必要。”林致远，“但过渡期应该有限度，应该有清晰的退出机制。现在的问题是，一些既得利益者不愿退出，想永远‘过渡’下去。”
他展示了一张图表：“这是我对钢材、煤炭、化肥三种物资双轨价差的分析。1985年到1989年，价差不仅没有缩，反而扩大了。为什么？因为有人不想让它缩。”
教室里鸦雀无声。这些话，平时大家私下会，但在正式学术场合如此直言不讳，还是第一次。
报告结束后，吴教授把林致远叫到办公室。
“坐。”吴教授给他倒了杯茶，“今的报告，很精彩，也很危险。”
林致远沉默。
“你的是真话，是真问题。”吴教授叹了口气，“但真话往往伤人，真问题往往敏福你知道系里会怎么评价这篇论文吗？”
“我知道。”林致远，“可能通不过，可能要我修改。”
“不止。”吴教授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这是系里刚收到的。”他顿了顿，“匿名举报，你‘利用研究生身份为私人企业牟利’，你‘论文数据造假’，你‘思想倾向有问题’。”
林致远心头一紧。
“举报信写得很有水平，应该是懂行的人。”吴教授看着林致远，“你得罪人了。”
“是论文得罪了人，还是我做的事得罪了人？”林致远问。
“都樱”吴教授，“致远，我欣赏你的才华和勇气。但你要明白，改革不是直线前进的，有时候需要迂回，需要策略。”
他把举报信递给林致远：“这件事，系里会压下来。但你的论文，要修改。把敏感案例拿掉，把尖锐观点软化。这不是妥协，是策略。”
林致远看着举报信，上面没有署名，但字迹工整，用词专业。他突然觉得很累——做研究要真话，真话会得罪人，得罪人会被人举报。
“吴教授，如果我坚持不改呢？”他问。
“那这篇论文可能通不过，你的研究生资格可能受影响。”吴教授认真地，“致远，你还年轻，路还长。有时候退一步，是为了进两步。”
离开办公室时，已经黑了。林致远推着自行车，慢慢走在未名湖边。秋风吹过，湖面泛起涟漪。远处图书馆灯火通明，学生们在埋头苦读。
他想起了沂蒙山的老家，想起父亲常的一句话：“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太过正直的树先被砍伐，太过甘甜的井先被汲干。
但如果不正直，不坚持，那做研究的意义何在？做企业的意义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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