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经济系开了一门新课——《发展经济学》，授课的是刚从美国访学归来的张教授。
张教授四十多岁，梳着整齐的分头，穿着笔挺的中山装，话中英文夹杂：“同学们，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是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经济增长、摆脱贫困。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门课对你们尤其重要。”
第一堂课，张教授讲“刘易斯转折点”——发展中国家从劳动力过剩到劳动力短缺的转折点。
“中国目前还处在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张教授在黑板上画着曲线，“但随着经济发展，劳动力会从农业向工业转移，工资会上升，最终达到转折点。这个转折点何时到来，取决于工业化速度、人口结构等多种因素。”
林致远举手：“张教授，我想问一个问题。”
“请讲。”
“刘易斯模型假设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可以零成本转移。但在中国，特别是山区，劳动力转移是有成本的——交通成本、信息成本、适应成本。这些成本会影响转折点的到来时间吗？”
张教授眼睛一亮：“很好的问题！刘易斯模型确实简化了转移成本。在实际中，这些成本确实存在。那你觉得，这些成本该如何衡量？”
“我觉得可以从几个维度衡量。”林致远站起来，走到黑板前，“第一，地理维度——平原地区和山区的转移成本不同。第二，教育维度——受教育程度高的劳动力，适应成本低。第三，制度维度——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都会影响转移意愿。”
他在黑板上画了一个三维坐标系，标出几个变量。虽然不是严格的数学模型，但思路清晰。
张教授很惊讶：“林致远同学，你这些想法从哪来的？”
“从我自己的经历。”林致远，“我是从山东山区来的。我们那里很多人想出来打工，但不知道去哪，不知道能干什么。这就是信息成本。出来了，没地方住，找不到工作，这就是适应成本。如果这些成本太高，即使农村有剩余劳动力，也很难转移。”
教室里安静下来。很多城里同学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视角。
张教授点点头：“实践出真知。林致远同学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修正——刘易斯模型需要本土化。我们研究中国经济，不能照搬西方理论，要结合中国实际。”
下课后，张教授把林致远叫到办公室。
“致远，我看了你的档案，高考状元，不简单。”张教授，“但更让我惊讶的是你的思维方式——既有理论素养，又有实践经验。你对发展经济学很有兴趣？”
“是的教授。我想研究山区发展问题。”
“具体。”
“我想建立一个模型，分析山区脱贫的路径。”林致远，“不只看经济增长，还要看教育、医疗、基础设施。不只看短期效果，还要看长期可持续性。”
张教授沉思了一会儿：“这个课题很大，但很有价值。如果你愿意，可以参加我的研究组。我们正在做一个‘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课题，需要你这样有实际感受的研究者。”
“我愿意！”林致远激动地。
从那起，林致远成了张教授研究组里唯一的大一学生。组里还有两个研究生，三个大四学生。起初，他们对这个“学弟”不以为然，但几次讨论会后，都改变了看法。
一次讨论山区教育问题。一个研究生：“山区教育投入不足，应该加大财政拨款。”
林致远：“拨款重要，但怎么用更重要。我们村学，以前也有拨款，但钱用不到刀刃上——修了围墙，但没买图书；建了操场，但没请老师。”
“那你的建议是？”
“精准投入。”林致远，“第一，改善教师待遇，让好老师愿意去、留得住。第二，购买实用教材，不追求豪华，但求实用。第三，建立激励机制——学生考得好，老师有奖励；学校办得好，校长有提拔。”
另一个研究生问：“钱从哪来？”
“多元筹资。”林致远，“财政拨款是主渠道，但可以引入社会资金。比如我们村的助学基金，就是社会筹资。还可以和企业合作——企业资助学校，学校为企业培养人才。”
张教授听了频频点头：“致远的思路很务实。发展研究不能空谈理论，要解决实际问题。”
研究组每周活动一次，林致远从不缺席。他带着从废品站收来的实际数据——哪些书最受欢迎，哪些电器最需要，从中分析农村的需求结构。
“你们看，”他在讨论会上展示数据，“农村最需要的不是高档电器，是收音机、手电筒、缝纫机这些实用物品。这明农村的消费还处在满足基本需求阶段。发展山区经济，要从这些实际需求入手。”
一个研究生感慨：“我们在图书馆查了多少资料，不如致远去收一次废品。”
张教授笑了：“这就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致远，你给咱们组带来了新鲜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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