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四月十八号，南大西洋，阿根廷外海。
南纬四十五度，西经六十度，二百海里线外头，陆架坡上。
夜里九点，海是黑的，也是黑的，只有船上的灯是亮的。
几百条船的灯，从南排到北，从东排到西，一眼望过去，跟一座城一样。
台湾的船，日本的船，西班牙的船，波兰的船，还有一片是韩国的。
闽海的船，在这座城的南边。
十二条鱿钓船，排成两排，一排六条，船跟船隔半海里。两排船中间，停着闽冷一号，那条从邱海龙手上拍下来的冷藏运输船，船身又刷过一回漆，白的。
闽渔九号是头船。
洪阿根站在九号的驾驶台上，手里捏着一个搪瓷缸子，缸子里是泡了一下午的浓茶，已经凉了。
他今年五十八，头发全白了。去年冬，老汤讲让他留在船员学校当副校长，别再跑南美洲了，他跟老汤吵了一架，吵完了，还是来了。
他讲的是：“这片海，九一年是我头一个带船来的。我不来，这帮赤佬找不到鱼。”
驾驶台后头的屋里，大副陆川在记今的数。
陆川今年三十，普陀人，九年前在七星门被洪阿根从海里捞上来，捞上来的时候，只剩一口气。他在毛里塔尼亚干了三年大副，今年正月调来阿根廷，跟着洪阿根。
“洪船长，昨夜里，九号二十六吨，十号二十三吨，十二条船加起来，两百六十一吨。”
洪阿根点点头。
“今年比九一年好。”
“好一倍。”陆川讲。“九一年头一夜，才二十四吨。”
甲板上，二十四台钓机转着，嗒嗒嗒嗒响。
钓线从船舷两边放下去，一根钓线上串着二十几个钓钩，钓钩是彩色的塑料管子，底下一圈钩。钓机把钓线放到水底下几十米，再一抖一抖地往上收。
收上来，钩上一串一串挂着鱿鱼，一只一只翻着白肚子，喷着墨，甩在甲板上的滑槽里，滑进后头的冲洗池。
船舷两边，挂着两排集鱼灯。
一边四十盏，一盏两千瓦，灯泡跟个西瓜那么大，开起来，船两边几十米的海面，亮得跟白一样。
鱿鱼晚上是追着亮光往上游的。
可是鱿鱼不在最亮的地方待着。
它游到船边上，躲在船底下那一片影子里头，在亮的跟暗的交界的地方打转。
钓钩就放在那个地方。
这件事，是洪阿根九一年头一回来的时候，一个台湾老渔捞长教他的。
那个台湾老渔捞长姓黄，在这片海上钓了十一年鱿鱼，讲一口闽南话，跟闽海的船员能聊，教了洪阿根三。
“鱿鱼跟人一样，太亮了，眼睛受不了。”
黄渔捞长那年五十九，脸上一道一道的褶子，里头嵌着盐。他在自己船上请洪阿根喝高粱酒，喝到半夜，指着远处一片亮得晃眼的日本船讲：“你看那一片，灯多，钓得不见得多，油烧得多。”
“一盏灯两千瓦，一百盏灯就是二十万瓦，二十万瓦的电是发电机烧柴油烧出来的。”
“在这片海上，灯是拿油点的，油是拿钱买的。”
洪阿根那年五十三，头一回出这么远的海，啥都不懂，拿个本子，一句一句记下来。
那个本子，现在还在他驾驶台的抽屉里。
夜里般，吃晚饭。
九号的饭堂在船尾，一张长桌子，二十几个人挤着坐，桌上一大盆鱿鱼炒芹菜，一大盆白菜粉丝，一桶米饭。
鱿鱼是当钓的，芹菜是上礼拜闽冷一号从蒙得维的亚带来的，放到今，叶子黄了一半。
饭桌上，几个年轻船员在讲韩一。
“苏瓦港那边传过来的，韩一的船员，一个月的钱，是咱们两倍。”
“两倍又咋样，去年苏瓦港跑过去的那三个，你看他们回不回来。”
“回来？回来陈总还要？”
“陈总讲了，船员学校的门开着。”
水手长啃着一只鱿鱼须，讲：“韩一的船，新是新，一条一千二百万美元。钱是跟银行借的。你拿人家两倍的工钱，那两倍，也是银行借的。”
几个后生不讲话了，扒饭。
阿松坐在桌子最头上，一边吃一边拿筷子在桌上画轨机舱的线路图，画给他徒弟看。
他徒弟是九五年船员学校出来的，十九岁，永泰山里人，头一回出海，头一个月吐得脸发青，现在一顿能吃三碗。
陆川记完数，站起来，走到驾驶台窗户跟前，往北边看。
北边，那一片韩国船的灯，比往近了。
他讲：“洪船长，北边那片韩国船，是不是往南挪了？”
洪阿根拿望远镜看了一阵。
“挪了。”
他放下望远镜，走到雷达跟前。
雷达屏幕上，一圈一圈绿光扫过去，北边十几海里的地方，一排亮点，本来是不动的，现在在动。
往南动。
一个，两个，三个。
洪阿根数了一遍：九个。
陆川问：“韩一的？”
“是韩一的。”
韩一远洋的三十条船，一月份到的阿根廷，前三个月在北边钓，在这座海上的城的北头。
四月，鱿鱼往北走，走到南纬四十二度以北，就散了，就不好钓了。
南边，闽海这一片，是这个月鱼最密的地方。
这一片，是洪阿根四月初八拿着罗经转了一整找到的。
九个亮点，开得不快，一点一点往南挪。
夜里十点，挪到了闽海那两排船的北边，隔着不到两海里，停下来了。
洪阿根端着搪瓷缸子，站在雷达跟前，没动。
陆川站在他后头，也没动。
十点零几分，北边那九条船上的灯，亮了。
不是一盏一盏亮的。
是一下子全亮的。
九条船，一条船两边，上下两排集鱼灯，一条船两百多盏。
一千八百多盏灯，一下子全亮起来。
北边那一片海面，一下子亮得跟正午一样，亮得刺眼，亮光一直铺过来，铺到闽渔九号的船头底下。
九号的驾驶台里，不开灯都看得清人脸。
陆川拿手挡着眼睛，骂了一句普陀话。
甲板上，钓机还在转。
过了一袋烟的工夫，钓线收上来，钩上的鱿鱼，一串少了一半。
半个钟头以后，一串二十几个钩上，挂着三只，四只。
一个钟头以后，一串挂一只。
有的一串，一只都没有，空钩子甩在滑槽里，哗啦啦响。
甲板上干活的船员，一个一个直起腰来，扭头看北边。
北边那一片亮光底下，韩国船的钓机转得飞快，钓线收上来，一串一串全是鱿鱼，白花花的，隔着两海里都看得见。
陆川冲进驾驶台，脸憋得紫红。
“洪船长！韩国人抢鱼！”
洪阿根没讲话，把搪瓷缸子放下，拿起电台的话筒，调到公用频道。
“韩国船，韩国船，这里是中国渔船，闽渔九号。”
洪阿根讲的是英语。英语是他这几年在南美洲、在北太平洋，跟各国船长在电台里一句一句学的，讲得磕磕巴巴，一句话要讲两遍。
“你们，离我们，太近。请往北，开五海里。”
电台里，嘶嘶地响。
没人回话。
洪阿根又喊了一遍。
过了一会儿，电台里有人讲话了，先讲了一串韩国话，讲得很快，旁边还有人笑。
最后讲了一句英语，这句讲得很清楚。
“公海。没有规矩。”
然后，那边把频道关了。
洪阿根拿着话筒，站在驾驶台里。
陆川站在他旁边，两只手攥成拳头，指关节都白了。
“洪船长，咱们也开！”陆川讲。“咱们十二条船，灯全开，一条船再加四十盏，备用的灯泡舱底下有两百多个，拿上来接上！”
“他亮，咱们比他更亮！”
驾驶台门口，挤进来好几个人，是九号的二副、水手长，还有从轨机舱爬上来的阿松。
阿松今年二十七，满脸机油，擦都没擦，站在门口讲：“洪伯，发电机带得动。再加四十盏，我去接线，半个钟头。”
大家全看着洪阿根。
洪阿根没马上讲话。
他走到窗户边上，看着北边那一片亮得刺眼的海。
看了一阵，他讲：“川，给盐屿打卫星电话。”
“这个时候？”陆川一愣。“盐屿那边是上午十一点。”
“就这个时候打。”
陆川讲：“洪船长，打电话干啥？灯接上就完了！”
洪阿根扭过头，看了他一眼。
“九一年，我头一回来这片海，你陈总在电话里讲过一句话。”洪阿根讲。“他讲，洪伯，到了那边，别人做啥你先别跟着做，先打电话回来问问。”
“那一年，一句话都没错过。”
陆川不讲话了。
卫星电话接通，是林雁接的。
林雁叫了一声，过了一会儿，电话里是陈屿的声音，隔着一万一千海里，有点飘。
“洪伯。”
“阿屿。”洪阿根讲。“韩一的九条船，贴过来了。离我们不到两海里，一条船两百多盏灯，一下子全开了。”
“咱们的鱿鱼，一串只剩一只了。”
“川他们要加灯，跟他们比亮。”
电话那头，没声音。
甲板上，钓机还在嗒嗒嗒地空转。
阿松那个永泰徒弟，蹲在滑槽边上，一串一串数钩上的鱿鱼，数一串，拿粉笔在舱壁上画一道。十串画了四道。
水手长走过去，一脚把粉笔踢进了海里。
“数啥数，越数越少。”
北边的亮光底下，隔着两海里，能听见韩国船上有人在唱歌，唱的是啥听不懂，调子是高心。
过了一阵，陈屿讲话了。
“洪伯，别加灯。”
“把灯，关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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