驾驶台里的人，全听见了。
电话是开着外放的，陈屿那句话从话筒里出来，带着一点嘶嘶的杂音，屋里七八个人，一个字都没漏。
陆川第一个叫起来。
“关一半？”
他平电话跟前，冲着话筒喊：“陈总！人家灯开到两百多盏，把鱼全勾走了，咱们还关一半？关一半，一只都钓不上来了！”
洪阿根一把把他拽开。
“你让陈总讲完。”
电话那头，陈屿的声音没变，还是慢慢的。
“川，你在甲板上看过鱿鱼，它是咋上钩的？”
陆川喘着粗气，没吭声。
“它往亮的地方游，游到船边，躲在船底下那一块影子里，在亮跟暗的边上转。”陈屿。“钩子放在那个边上，它就咬。”
“是不是这样？”
陆川讲：“是。”
“韩国人九条船挤在一块，灯连成一片，那一片海，亮的地方连着亮的地方，暗的地方没有了。”
“鱿鱼游过去，找不到暗的地方躲。”
“它咋办？”
屋里没人讲话。
洪阿根慢慢讲：“往下沉。”
“对，往下沉。”陈屿。“头一两，灯一亮，四面八方的鱿鱼全往那边游，游过去一大片，韩国船钓得多。”
“等过了两三，那一片的鱿鱼，全沉到底下去了，沉到钩子够不着的地方。上头那一层，是的，是嫩的，大的全在底下。”
“他的钩还是放在三四十米，他就钓不到了。”
陆川讲：“那咱们呢？”
“咱们关一半灯，船底下那块影子，就大了，暗的地方离船近了。”陈屿。“钩子往下放，放到六七十米。”
“底下那一层大的，从韩国船那边沉下来，往暗的地方游，游到哪？”
陆川张着嘴，半没合上。
阿松在门口讲：“游到咱们船底下。”
电话那头，陈屿讲：“洪伯，还有一件事。十二条船，一亮，全往东南挪三海里，挪到陆架坡往下掉的那个坎上。那边水深，水冷，大的待在那边。”
洪阿根讲：“挪过去，韩国人跟过来咋办？”
“他跟过来，他那两百多盏灯，还是一样。”
洪阿根点点头，想起了什么，又问了一句：“阿屿，你咋知道这些？”
电话那头停了一下。
“洪伯，你抽屉里那个本子，九一年黄渔捞长讲的，你记得最清楚。”陈屿。“他讲，灯是拿油点的。”
“我记着呢。”
“韩一三十条船，一条两百多盏灯，一夜烧的油，比咱们一条船多一倍。”陈屿。“他的船是新的，钱是借的，油也是借钱买的。”
“他比亮，比不过一个月。”
“洪伯，三。”陈屿。“第三夜里，你看北边那一片。”
电话挂了。
驾驶台里，没人动。
洪阿根拿起电台话筒，调到闽海自己的频道。
“各船注意，我是九号洪阿根。”
“集鱼灯，每条船，关一半。”
“钓机下钩，放到六十五米。”
电台里，十一条船，一条接一条回话。
“十号收到。”
“十一号，收到。”
十二号的船长是个福鼎人，四十出头，回话回得慢，回完了又补了一句：“洪船长，这是陈总讲的？”
“是陈总讲的。”
“那关。”
夜里十一点，闽海十二条船的灯，一排一排，灭了一半。
南边这一片海，一下子暗下来了。
北边那一片，更亮了，亮得像一块烧红的铁。
那一夜，是闽海来阿根廷六年，钓得最惨的一夜。
钓机放到六十五米，收上来，钩上是空的。
再放，再收，还是空的。
偶尔一串挂两只，是大的，一只两斤多。
更多的时候，是空的。
甲板上的船员，一个一个脸是黑的，不讲话。有个水手把手套摔在甲板上，被水手长骂了一句，捡起来，又戴上了。
北边韩国船上，唱歌的声音，唱了一整夜。
亮以前，陆川记数。
九号，十一吨。十号，九吨。
十二条船，加起来，一百一十六吨。
头一，两百六十一吨。
陆川把本子扔在桌上，一脚把桌子底下的铁桶踢翻了，铁桶咣啷咣啷滚到舱壁上。
洪阿根坐在驾驶台的高凳子上，一夜没睡，眼睛是红的，没骂他。
亮了，十二条船起锚，往东南开。
开了三海里，开到陆架坡往下掉的那个坎上。
这一块水，洪阿根九一年来过，那年鱼不多，就没待。
船停下，下锚。
中午，电台公用频道里，韩国人又开口了，还是那句英语，后头多了几个字，笑着讲的。
阿松的英语比洪阿根还差，问陆川讲啥。
陆川憋着气翻：“他讲，中国船，没电了吗。”
同一，韩国，釜山。
韩一远洋的楼，在釜山港边上，十四层，玻璃是蓝的，楼顶上一块大牌子，夜里亮红灯。
朴永哲的办公室在十四楼。
他四月十九号早上七点进办公室，桌上摆着一张传真，是阿根廷那边船队总渔捞长发来的。
传真上写着：四月十八日夜，九船移至中国闽海船队北侧，全灯开钓，一夜九船合计三百一十吨，创本季最高。中国船钓获骤降，今晨中国船队关灯一半，向东南撤离三海里。
朴永哲看完，拿红笔在“撤离”两个字底下画了两道。
他叫秘书进来。
“北边那六条，今往南开，跟那九条并在一起。”
“另外，告诉总渔捞长，每条船，再加五十盏灯。灯泡从蒙得维的亚买，有多少买多少。”
秘书记完，犹豫了一下，讲：“社长，财务部讲，这个月阿根廷船队的油钱，已经超了四成。”
朴永哲把笔放下。
“超就超。”他讲。“去年十二月，苏瓦港，我讲过的，中国饶船是旧的。旧船跟新船比，比的就是这个。”
“银行那边……”
“银行那边我去讲。”
秘书出去了。
朴永哲站到窗户边上，看着底下的釜山港，港里停着韩一远洋还没出海的八条新船，船身雪白，船头刷着红字。
他八几年在高雄前镇修船，穷得请不起船员喝酒，是一个澎湖老渔捞长请他喝的米酒。
那个老渔捞长，现在在闽海的船上。
他把窗帘拉上了。
同一，盐屿，村部二楼。
林雁把卫星电话的记录记在本子上，记完了，问陈屿：“要是第三，北边那一片没少呢？”
陈屿坐在地图跟前，拿铅笔在阿根廷外海那一片，点了一个点。
“那洪伯就把灯开回来。”陈屿。“一夜少钓一百吨，一吨一千多美元，少十几万美元。”
“韩一每条船多开一百盏灯，一夜多烧的油，也是这个数。”
“他十五条船，咱们十二条船。他亏得起一个月，咱们亏得起一年。”
林雁拿笔，在本子上写：四月二十号夜里，阿根廷，看北边。
四月十九号，第二夜里。
北边又来了六条韩一的船。
一共十五条。
十五条船，排成一大片，三千多盏灯，把那一片海照得跟个大灯泡一样。
韩国船往东南挪了一点，离闽海还是两海里上下。
闽海十二条船，灯还是开一半，钩放到七十米。
这一夜，好一点。
九号十七吨，十二条船加起来，一百七十四吨。
陆川记数的时候，没踢桶。
他拿望远镜看北边。
北边韩国船的甲板上，一串收上来，他数了数，钩上挂着七八只。
头一夜，一串是二十几只。
他把望远镜放下，没讲话。
四月二十号，第三夜里。
十点，北边十五条韩国船，灯全开。
闽海十二条船，灯开一半。
钓机放到七十米。
头一串，收上来。
一串二十四个钩，挂着十九只。
一只一只，比前两的都大，扁扁的，一只两斤往上，翻着白肚子，喷墨喷了收钩的水手一脸。
水手拿袖子一抹脸，愣了，冲着驾驶台吼了一嗓子。
第二串，二十一只。
第三串，二十三只。
甲板上的钓机，嗒嗒嗒嗒，越转越快，滑槽里的鱿鱼，一只摞一只，堆起来，冲洗池里的水溢出来，淌了一甲板，全是黑的墨。
阿松从轨机舱爬上来，站在舱口看了一眼，一声不吭，又下去了，下去之前，冲他那个永泰徒弟讲：“去，把冷冻舱的温度再往下打两度。”
陆川站在驾驶台窗户跟前，拿着望远镜，看北边。
北边那一片亮得刺眼的海底下，韩国船的钓机，还在转。
钓线收上来。
钩上，是空的。
一串，空的。
又一串，挂着一只。
韩国船的甲板上，有人站在船舷边上，往海里看，看了一阵，扭头往驾驶台跑。
十一点半，电台公用频道，响了。
讲话的是一个韩国船长，嗓子是哑的，英语比洪阿根还磕磕巴巴。
“闽渔九号，闽渔九号。”
洪阿根拿起话筒。
“我是九号。”
那边停了好一阵，才讲下一句。
“你们的钩，放多深？”
驾驶台里，所有人都看着洪阿根。
洪阿根拿着话筒，想了想，讲了一句英语，讲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的。
“公海。没有规矩。”
他把话筒挂上了。
陆川站在窗户边上，本来绷着脸，绷了三，一下子没绷住，扭过身去，拿手捂着嘴，肩膀一抖一抖。
亮以前，他记数。
九号，三十四吨。
十二条船，加起来，三百二十八吨。
他拿笔在后头，写了两个字，又划掉了，重新写。
写的是：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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