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二十五号,礼拜一,德国,汉堡。
马明是前一夜里从香港飞过来的,在法兰克福转了一趟,下飞机的时候,腿是麻的。
戈麦斯从加的斯飞过来,比他早到半,在机场出口举着一张纸,纸上拿中文写了三个歪歪扭扭的字:马先生。
那三个字,是巴勃罗在电话里一笔一笔教他的。
两个人坐出租车去港口。
汉堡港很大,吊车一排一排,比盐屿老埠头的木麻黄还密。
霍夫曼的冷库在港区最东头,是一座灰色的老楼,门口停着七八辆轿车,还有两辆冷藏卡车。
马明下车,数了一下车牌子。不来梅港的,汉堡的,基尔的,还有两辆是荷兰的。
霍夫曼在门口等着。
他五十几岁,个子很高,戴一顶毛线帽,一见马明,第一句话讲的是:“马先生,我这座冷库开了三十一年,头一回,一船货没进门,门口先排队。”
斯拉夫扬卡号是早上六点靠的码头。
马明到的时候,吊车正一板一板往下吊鱼片块,吊到卡车上,卡车拉进冷库。
冷库二楼有一间会议室,里头坐了九个人。
九个人,九家公司。
马明进门,九个人一起站起来。
他一个都不认识。
戈麦斯认识两个,是荷兰的,从前在维戈跟他买过鱿鱼。
坐在最靠门口那张椅子上的,是一个胖子,五十来岁,红脸,头发稀,手里捏着一顶礼帽,捏得帽檐都皱了。
霍夫曼声跟马明讲:“那个就是克劳斯。”
马明点点头,没过去。
他站在会议室前头,把随身带来的一张纸拿出来,那是陈屿夜里在电话里一句一句定的。
他讲英语,一句一句讲,戈麦斯在旁边拿德语再讲一遍。
“斯拉夫扬卡号,四千吨,狭鳕鱼片块,一块七公斤半。”
“价钱,照三月十四号以前的价,一吨两千三百美元。一分不加。”
会议室里,文一下,九个人全在讲话。
一个荷兰人举手,讲了一句。
戈麦斯翻:“他讲,今鹿特丹的价,已经涨到两千九了,你们为啥不涨。”
马明讲:“闽海的规矩,东西不够的时候,不涨价。”
“那咋分?”
“一家,最多五百吨。”
“还有一条。”马明讲。“买了这一船的,今年往后的货,签一年的合同,价钱也照这个价,一个季度调一回,照市价调,不许一边多一边少。”
会议室里,又嗡了一下。
这回,是好几个人一起点头。
克劳斯没点头。
他站起来了。
他讲了一大段德语,讲得很急,讲到后头,拿礼帽拍桌子。
戈麦斯听完,脸上的表情有点怪,凑到马明耳朵边上翻。
“他讲,这四千吨,本来就是他的货。去年秋在海参崴签的合同,合同还在。他讲,他没收货,是因为船没到港,现在船到了,他收。”
“他讲,照合同,这四千吨他全要,一吨两千三百一十美元。”
会议室里,别的八个人全看着他。
马明没马上讲话。
他从包里拿出一张电报的复印件,是克劳斯三月十三号发到海参崮那一封,上头拿德文英文两种字写着:本公司不再收取斯拉夫扬卡号所载货物,合同作废。
他把复印件放在克劳斯跟前。
克劳斯低头看了一眼,脸从红变成紫。
马明讲:“克劳斯先生,三月十三号,您发电报讲合同作废,是因为北海集团一吨便宜八十美元。”
“北海集团给您的价,签了吗?”
戈麦斯翻过去。
克劳斯不讲话了。
霍夫曼在旁边,替他讲了一句:“没签。北海三月二十二号给所有客户发了传真,前头报的价,一律作废,四月起,涨两成。”
会议室里,好几个韧下头,笑了。
克劳斯站在那儿,捏着礼帽。
过了好一阵,他坐下了,讲了一句,声音很低。
戈麦斯翻:“他讲,那他排最后一个,要五百吨也校”
马明看着他,想起了陈屿在电话里讲的最后一句话。
陈屿讲:“克劳斯要是来了,他也给五百吨。他厂里的工人,没发过那封电报。”
马明讲:“克劳斯先生,五百吨,照一样的价。”
克劳斯拿礼帽的手一松,愣住了。
那,签了九份合同,四千吨,四千吨全签掉了。
四月往后的一年合同,九家加在一起,要三万八千吨。
三以后,货全拉走了。
霍夫曼冷库租了一个月的那一块地方,一都没用满。
同一个礼拜,加的斯。
戈麦斯从汉堡飞回去,冷库门口也在排队。
马德里的超盛巴黎的超盛里斯本的超市,三家采购坐在冷库对面那家咖啡馆里等他,桌上的烟灰缸里,烟头堆满了。
两千六百吨无须鳕,一千九百吨鱿鱼,四百吨墨鱼。
一样的规矩:照上礼拜的价,一家最多多少吨,签一年。
拉蒙开着冷冻机,一板一板往外发货,发了三,库里空了一半。
拉蒙跑到咖啡馆,冲着那三个采购喊了一句西班牙话。
戈麦斯后来跟马明讲,那句话是:“去年韩国人拿锤子敲这些船,讲是废铁。”
三月二十七号,欧洲讲,英国的牛肉,一块都不许卖出英国。
四月头上,英国东边一个叫格里姆斯比的港口,一家做鱼条的大厂,从伦敦打电话到香港。
那家厂,做了四十年鱼条,块从前全是北海集团供的。北海四月涨两成,还讲只能供往年的七成。
电话是马明接的。
那边问,远东还有块没樱
马明问陈屿。
陈屿讲:“叫伊万诺夫,下一条冷藏运输船,四月十号从海参崴出港,直接开格里姆斯比。六千吨。”
马明讲:“陈总,远东今年的块,差不多卖满了。”
“三沙挑完刺的,给美国。远东船上冻的,给欧洲。”陈屿。“今年远东加一条加工船,明年再加两条。”
三月二十八号,盐屿。
孟会计把远东那本账翻开,翻到三月十四号那一页。
那一页上,他写着一行:斯拉夫扬卡号,汉堡冷库租金,预计亏损,六十万美元。
他拿红笔,把那一行划掉了。
在底下,他又写了一行:斯拉夫扬卡号,汉堡,四千吨,九家,售出,九百二十万美元。一年合同,三万八千吨。
写完了,他把笔帽盖上,坐在那儿,想了一会儿,又把笔帽拔开,在划掉的那一行边上,添了一行字。
三月十四号,陈总讲,开到汉堡。
那夜里,波士顿打电话到香港。
是米勒。
米勒在电话里嗓门还是那么大,隔着一个太平洋,马明把听筒拿得离耳朵一拃远。
“他讲,他看了报纸,欧洲的块,一个礼拜涨了三成。”
“他讲,冰岛人今给他发传真,讲今年的块,要照新价重签。”
“他问,闽海那五千吨,四月二十号,还发不发。价钱,还是不是两块二。”
陈屿讲:“你跟他讲,四月二十号,照发。两块二,一分不加。”
马明讲过去。
电话那头,好半没声音。
然后米勒讲了一句很长的话。
马明翻:“他讲,他做了四十年鱼条,头一回有人在涨价的时候跟他讲一分不加。”
“他讲,明年的两万吨,他现在就签。”
陈屿讲:“叫他别急。先等第一船到,他自己切,切完了再签。”
马明翻过去,米勒在那头哈哈大笑。
笑完了,他讲:“告诉那个三十一岁的老板,我在格洛斯特,把他的名字讲给码头上那些没活干的老渔民听了。他们问,中国人为啥能打到这么多鱼。”
“我讲,我也不知道。”
同一个礼拜,奥斯陆,北海集团总部。
维克坐在会议室的长桌子头上,听销售总监念德国、英国、荷兰这一个月丢掉的客户。
七家。
七家里头,有五家,签给了闽海。
销售总监念完了,讲:“闽海在汉堡,照三月十四号以前的价卖,一分不加,一家五百吨。”
维克问:“谁定的?”
“听讲,是他们老板在香港定的。”
维克没讲话,拿手里的笔,一下一下敲桌子。
过了一会儿,他问:“波士顿,最里头那个展位,是不是他们?”
“是。”
维克把笔放下了。
他讲:“把他们在波士顿的样品,想办法弄一块回来。”
销售总监问:“弄回来干啥?”
“切开。”维克。“我要看看,里头到底有几根刺。”
四月二十号,三沙,老粮站码头。
刚亮,一千一百个女工,站在三座仓库门口。
码头上停着一条万吨的冷藏货轮,船头刷着白字,挂着巴拿马的旗,是马明在香港租的。
一板一板冻好的鱼片块,从仓库里推出来,推上吊车,吊进船舱。
五千吨。
阿桂站在码头边上,手里拿着一个本子,每吊上去一板,她在本子上画一道。
刀鱼站在她旁边,抽着烟,看着货轮。
刀鱼讲:“八四年,我在这个码头上跟人打架,打的是一筐带鱼。”
阿桂没吭声,画了一道。
中午十二点,最后一板吊进船舱。
船舱盖合上了。
货轮拉响汽笛,一声,很长,慢慢离开码头,往东开,开向太平洋那头的波士顿。
那个十七岁的牙城姑娘,站在女工堆里,冲着货轮挥手,挥了半,才想起来,船上没有一个人认识她。
她自己笑了,笑完了,跟着大家回仓库,下一船的鱼,已经在化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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