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佳拍档3：女皇密令》在香港上映的时候，刘湘在油麻地戏院看了两遍。
不是因为他多喜欢这部电影——虽然他确实觉得徐客拍得比前两部更流畅、笑料更密、节奏更快——而是因为他在等。等片尾那行字出现。
第一遍看的时候，他坐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眼睛盯着银幕，心不在焉地看着许冠结和麦嘉在巴黎铁塔上飞来飞去。电影放了一个多时，他的注意力始终没有真正进入剧情。他在等片尾字幕。当“服装赞助：Yc”那行字终于在银幕右下角出现的时候，他数了数——大概两秒钟。两秒钟，一行字，几百个观众里可能只有几个人会注意到。
但那是Yc第一次出现在大银幕上。两秒钟就够了。
第二遍看的时候，他带了相机。不是为了拍照留念，是为了把那行字拍下来，印成海报，贴在七家专卖店的橱窗里。海报印了五百张，每家店贴了十几张，剩下的堆在旺角办公室的角落里。海报上除了那行字的截图，还有一行大写的标语——“Yc，出现在《最佳拍档3》的服装品牌”。这行标语是刘湘自己想的，直白，俗气，但在1984年的香港，这种“电影同款”的营销方式还很少有人用。
上映第一周，票房破千万。第二周，突破一千五百万。第三周，两千三百万。第四周，两千九百万。到十月底下画的时候，累计票房两千九百二十八万港币，超过前作《最佳拍档2》的两千六百万，刷新了香港电影票房纪录。
刘湘在报纸上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正在旺角办公室里整理客户名单。他把报纸折好，放在桌上，盯着那个数字看了几秒。两千九百二十八万，相当于他在深圳工厂一千个工人大半年的产值。他拿起电话，拨了深圳工厂的号码。
“吴师傅，我们那批赞助《最佳拍档》的服装，成本多少？”
老吴在电话那头翻了一阵账簿，了一个数字。刘湘在心里算了算——两千九百二十八万的票房，他花了不到几万块的生产成本，换来的是Yc这个名字在几百万观众面前曝光了几百万次。这笔账，怎么算都划算。
《圣诞快乐》在十二月中上映，档期正好赶上圣诞节。麦嘉、张国荣、陈佰强的组合，把年轻观众和家庭观众一网打尽。票房虽然没佣最佳拍档3》那么夸张，但也突破了千万。张国荣在电影里穿的那件Yc夹克，成了那段时间铜锣湾和尖沙咀店里被问得最多的款式。
周润发的《灵气逼人》在九月底已经上映了，比《最佳拍档3》早了一个月。票房不算太高，五百多万，但周润发的号召力不容觑。发哥在电影里穿的那件Yc风衣——就是刘湘自己设计的那款——被几家报纸的时尚版拍了照，配了一段简短的文字：“新晋品牌Yc，设计简约，做工精细，获新艺城电影青睐。”
刘湘把那篇报道剪下来，贴在办公室的墙上。墙上的剪报越来越多，从最初的两三张，变成了十几张。
电影上映之后，Yc的七家专卖店迎来邻一波真正的客流高峰。
不是促销活动带来的那种“买二送一”的凑单客流，而是专门冲着Yc这个牌子来的客人。他们走进店里，开口问的不是“这件几多钱”，而是“这件是不是《最佳拍档》里面许冠杰穿的那件”或者“张国荣在《圣诞快乐》里那件夹克有没颖。
中环店的店长打电话来，语气里带着掩饰不住的兴奋：“刘生，今来了好几个客人，点名要买《灵气逼人》里周润发穿的那款风衣。我们库存不够，能不能从深圳调货？”
铜锣湾店的店长也打电话来：“刘生，张国荣那件夹克，今卖了十几件。有几个女仔一次买了两件，是要跟男朋友一人一件。”
深水埗的老店更夸张——有个中年男人进店，也不试穿，直接指着橱窗里那件风衣：“我要一件，同周润发一样。”店长问他什么尺码，他“唔知，你估”，店长估了一件中码，他掏钱就走。
刘湘在办公室里接了一整的电话，手都酸了。他挂掉最后一个电话，靠在椅背上，看着花板，嘴角弯起一个弧度。这不是运气，这是算好的。他算准羚影会火，算准了明星同款会带动销量，算准了Yc会借着这股东风被更多人知道。但他没算准的是——这股风，比他预想的要大得多。
月底刘湘接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电话。
电话是从新加坡打来的，对方自称姓林，在新加坡开了一家服装贸易公司，做的是从香港和日本进口时装批发生意。林先生的口音带着浓重的闽南腔，话客气但直接：“刘生，我在新加坡看了《最佳拍档3》，片尾看到你们Yc的赞助。我查了一下，Yc是香港的品牌。我对你们的产品有兴趣，能不能寄一些样品过来看看？”
刘湘握着听筒，心里跳了一下。新加坡。这不是香港本地客户，不是日本客户，而是东南亚客户。Yc的名字，已经飘过了南海，落到了新加坡的商场上。他压住声音里的兴奋，用平静的语气：“林先生，样品我可以寄。但我建议你亲自来香港一趟，我带你去深圳工厂看看。眼见为实。”
林先生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了一个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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