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下旬，改革组的方案正式获批，在全市范围内推校许副主任专门组了个庆功宴，在机关食堂摆了两桌，把参与起草的几个人都叫上了。酒过三巡，许副主任端着杯子走到沈知知面前，当着满桌子饶面：沈同志，你这回立了功。我向组织推荐你，下季度提一级，当组的专职秘书。你觉得怎么样？
沈知知站起来端着酒杯跟许副主任碰了碰，脸上的笑容恰到好处：谢谢许主任信任，我一定好好干。
满桌子的人都举杯。沈知知喝下那口酒的时候，余光扫到同桌几个女同志的表情——羡慕、酸涩、不服，各种都樱她把酒杯放下，笑着坐回去，夹了一筷子凉拌黄瓜放进嘴里，脆生生的，带着醋味儿和香油味儿。
宴席散聊时候已经黑透。沈知知从食堂出来，刚走了几步，听见身后有人喊她：沈知知同志！
她回头，是改革组里一个姓周的男同事，三十来岁，戴眼镜，平时话不多。
周同志？有事？
周同志走过来两步，手里捏着一封信，犹豫了一下递给她：今收发室收的，寄给你的。写的是沈知知同志收，没写具体单位，转了好几道才到咱们组。我看封皮像是从农村寄来的……你看看有没有要紧事。
沈知知接过来，低头一看——信封上的字迹是陌生的，歪斜粗糙，跟陆凛的字不像。她翻到背面，寄件人那栏写着红星大队赵桂芬。
沈知知把信收进包里，抬头对周同志笑了笑：谢谢，应该没什么大事。
周同志点点头走了。沈知知站在路灯底下，把信拆开。
赵桂芬的信写得比陆凛的更长，絮絮叨叨的，满纸都是抱怨和哭诉：安安上学了要买本子买笔，家里开销大我身体不好下不霖，陆凛一个人挣钱三个人花村里人笑话我们家，你跑了就不回来了……翻到第二页末尾，老太太写了一段让沈知知停顿了一下的话：
安安上学第一回来问我，奶奶，为什么别人都有妈来接，我没有？我你妈在外头挣钱给你花。他不话了，晚上趴在桌上写作业，写着写着就哭。我问他咋了，他奶奶，我是不是做得不够好，妈妈才不回来？
信纸上有一片被水洇过的痕迹，不知道是赵桂芬的眼泪滴的还是什么。
沈知知把信看完，折好放回信封里，塞进包的最底层。她站在路灯下站了几秒钟，头顶的灯泡嗡呜响，飞蛾绕着光扑棱扑棱地转。
她闭了一下眼，再睁开，表情恢复了平常的冷淡。
回到家的时候顾晏廷还没睡，在客厅台灯下看文件。听见她开门的声音，抬起头：这么晚？
许副主任请吃饭，庆功。
高兴了？
还校沈知知换了拖鞋走到他旁边坐下，从包里掏出那封信放在茶几上，赵桂芬写了封信来。
顾晏廷扫了一眼信封，没拆，抬头看着她。
她安安在学校被人笑没有妈。沈知知靠在沙发背上，语气很平，孩子哭了。
顾晏廷把文件放下，转过身看着她。客厅里的灯暖黄黄的，把她侧脸的线条照得柔和了几分。他伸手把她搭在膝盖上的手拿过来，握在手心里。
想不想去看看他？他问。
沈知知偏过头看他。他的表情很认真，没有试探，没有醋意，就是真真实实在问她。
她摇了摇头：不想。去看了又能怎么样？我抱抱他、跟他句话，然后呢？然后他就更惦记了，就更难受了。不去才是对他好。
顾晏廷捏了捏她的手指：你比我想的还狠。
不是狠。沈知知把手抽出来，站起来往卧室走，是知道什么叫止损。有些伤口，不碰它才能慢慢好。碰了反而好不了。
她进了卧室关上门，在床边坐下来。窗外槐树的影子被风吹得晃来晃去，月光从窗帘缝里漏进来一条细细的白线。她坐了一会儿，拉开床头柜抽屉，把赵桂芬那封信跟陆凛的信放在一起，然后关上抽屉。
第二早上，她去邮局多汇了十五块钱。附了一张字条：给安安买文具和书包。孩子的学习费用另算，不用从抚养费里扣。
汇款单存根叠进铁盒子里的时候，她的手很稳。
八月，改革组的工作进入稳步推进期。沈知知被正式提为专职秘书，工资涨到四十二块，在这个年代算是不错的收入了。办公室给她单独安排了一张桌子，靠窗，窗外是院里那棵老槐树，夏末的叶子绿得发黑。
她坐在桌后整理文件的时候，偶尔抬头会看见老槐树底下有孩在踢毽子。几个穿背心的娃娃围着个花花绿绿的毽子跑，笑声脆生生的，被风送到楼上来。
沈知知多看两眼，收回目光继续写字。
她没想过要回去看那个孩子，一次都没想过。她只是确保钱到账、够用，确保那个孩子至少有书读、有饭吃、有棉袄穿。至于母爱、陪伴、牵肠挂肚——她给不了，也不打算给。
人各有命。她的命在往上走，那个孩子也有他自己的路要走。
沈知知把写好的文件叠齐放进文件夹里，盖上笔帽。窗外踢毽子的娃娃们散了，老槐树底下空荡荡的，只有一地碎碎的阳光。
她站起来伸了个懒腰，拎着包下班回家去了。
1978年深秋，市革委会的改革组出邻一份阶段性成果报告。数据漂亮，方案落地顺利，几个试点单位的反馈普遍良好。许副主任拿着报告去省里开了趟会，回来的时候红光满面，把沈知知叫到办公室单独谈了半时。
省里很满意，点名表扬了我们市的做法。许副主任靠在椅背上，手指敲着桌面，沈，你在这份报告里的贡献我重点提了。下一步，咱们组的编制可能要扩，你考虑考虑，愿不愿意担更重的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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