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父上班是件极有规律的事情。
每早上还没亮，大约五点刚过，他就摸黑从炕上爬起来。北方的深秋，五点多的还是墨黑墨黑的，窗户纸外面不见一丝光亮。炕头还热乎着，被窝里的人——赵母和襁褓中的赵丽颖——还在打着轻鼾，赵父已经坐在炕沿上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警服了。
那件警服是赵父最重要的行头。深蓝色的涤棉布料，肩章上的银色徽章已经被磨得有些模糊，领口的扣子换过好几次——赵母在缝补这件事上是出了名的巧手，每次都能让补过的痕迹不太显眼。警服的袖口磨出了毛边，肘部有一块补丁，是赵母用同色的布料仔细缝上去的，不凑近了看根本看不出来。
赵父穿好衣服，先去灶房烧壶热水。他蹲在灶膛前，用打火机点着一把麦秸，塞进灶膛里，火苗呼呼地窜起来，照亮了他黝黑的脸。他往灶膛里添了几根玉米芯，火势更旺了，锅里的水开始发出咝咝的响声。等水烧开了，他往那只用了多年的搪瓷缸子里捏一把茶叶，冲上滚烫的开水，茶叶在沸水中翻滚、舒展，一股茉莉花的清香弥漫在灶房里。赵父端着搪瓷缸子，坐在灶台前的板凳上，眯着眼慢慢喝。
茶叶是很便夷那种茉莉花茶，一大包才几块钱，泡出来的茶汤颜色淡淡的，可赵父喝得有滋有味。他咂吧着嘴，像是在品什么稀世珍酿，喉咙里发出满足的“哈”声。这一缸子茶，是他一中最享受的时刻之一——这个家、这份工作、这一的忙碌，都要从这一缸子茶开始。
喝完茶，色微微发亮了。东边的际泛起一抹鱼肚白，村子的轮廓在晨曦中渐渐清晰起来。赵父推出那辆二八大杠自行车，用手按了按轮胎——气还挺足。他把搪瓷缸子放回灶房，又从门后取下那顶旧军帽扣在头上，踩着脚踏板一蹬，吱扭吱扭地骑出了院门。
从大长亭村到派出所，大约有七八里路。这条路赵父骑了十几年，闭着眼睛都能骑回去。出了村口是一条笔直的土路，路两边是望不到头的麦田，秋的时候麦子已经收了，田野光秃秃的，只有一茬茬齐刷刷的麦茬子硬邦邦地戳在地面上。路旁的白杨树一排排站得笔直，树叶已经落了大半，剩下几片枯黄的叶子在晨风中瑟瑟发抖，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
赵父弓着腰，用力蹬着自行车。清晨的冷风从他耳边呼啸而过，刀子似的割在脸上。他把军帽的帽檐往下压了压，缩了缩脖子，继续蹬。路上几乎没有行人，只有偶尔遇到一两个赶着牲口下地的老农，互相点点头算是打了招呼。有早起的麻雀在路边的电线杆上叽叽喳喳地叫着，像是在给赵父加油鼓劲。
骑到半路要经过一座桥。桥是石砌的，窄窄的，只能容一辆板车通过。桥下的水渠早已干涸，长满了荒草。赵父每次过这座桥都要减速，心翼翼地骑过去——桥面的石板有几块松动了，车轮碾过去会发出“咣当”一声响。他在心里嘀咕过无数次“什么时候能修修这座桥”，可这座桥就这么一直坏着，一年又一年。
过了桥再骑十来分钟，就能看到镇上的房子了。派出所就在镇子东头，一排灰砖平房，门口挂着白底黑字的牌子，写着“廊坊市公安局xx派出所”。赵父把自行车停在门口的自行车棚里，锁好，整整警服的衣领，大步流星地走进院子。
派出所不大，连所长带民警带内勤，总共十来个人。赵父的办公室是一间朝北的屋子，屋里摆着一张旧办公桌、一把转椅、一个铁皮文件柜、一部黑色的拨盘电话。办公桌的玻璃板底下压着几张照片——有赵父当兵时的军装照，有他和赵母的结婚照，还有赵丽颖百时拍的照片。赵父每上班第一件事，就是用抹布把办公桌擦一遍，把玻璃板底下的照片端端正正地摆好，然后坐下来，翻开工作日志，看看今有什么安排。
派出所的工作，不上多忙，可琐碎事情不少。村里人打架了要去调解，谁家的牲口丢了要帮着找，上头派下来的任务要完成，逢年过节还要搞安全宣传。赵父的主要工作是管片儿——他负责大长亭村及周边几个村子的治安巡逻、人口管理、纠纷调解。白了，就是这一片儿的“片警”。
片警这活儿，听起来不咋样，可干好了不容易。赵父的特点是踏实、认真、不怕麻烦。他管辖的几个村子，每一户人家他都认识，谁家有几口人、干什么营生、住在村子哪个位置，他脑子里有一本活地图。哪个村的张大爷和哪个村的李婶是亲戚，哪个村的老王家儿子在城里做什么工作，他都知道。他把这些信息记在一个本本上，没事就翻翻，时间长了就刻在脑子里了。
赵父不太会漂亮话，可他做事公道，不偏不倚，村里人都服他。有两户人家因为地界纠纷闹了好几年，今你把我家的界石挪了，明我把你家的庄稼铲了，三两头吵架，村干部调解了多少次都不管用。赵父接手以后，先是一户一户地走访，把两家的诉求都听了一遍，又翻出当年的土地台账，花了整整一个星期把地界重新丈量了一遍，最后在一棵老榆树下钉了一根铁桩子作为界标。两家人一开始还不服气，赵父不急不恼，把丈量结果和他们一桩桩一件件地核对，得两家人都没了脾气，最后握手言和。这件事在村里传开了，从此大家都：“有事找老赵，他公道。”
赵父在派出所还有一个外号，桨老黄牛”。这个外号不是因为他的姓，而是因为他干活像牛一样——踏实、肯干、不叫苦。别人不愿意接的活儿，他接；别人嫌麻烦的事儿，他不嫌；别人按时下班回家了，他还在办公室整理材料。所里的年轻人有时候开玩笑：“赵叔，你咋不知道累呢？”赵父笑笑：“干活哪有不累的？可活儿总得有人干。”
赵父的这种性格，除了生的因素，很大程度上是部队生活打磨出来的。他在部队学到的不仅是军事技能，更是一种做人做事的准则——负责、守时、不推诿、不怕苦。这些品质放在一个民警身上，就是老百姓嘴里常的“好人”。
当然，赵父也不是没有缺点。他有时候太过老实，不太会跟领导套近乎，不会好听的话，所以干了这么多年还是普通民警，没有升迁过。所里的同事有的比他晚来好几年，都提拔成了副所长、指导员，他还是那个普通的片警。赵母有时候替他鸣不平：“你也不会去所长那儿坐坐，送条烟啥的。”赵父摆摆手：“咱干好咱的活儿就行了，搞那些干啥。”赵母气得直跺脚，可也拿他没办法。
再赵母。
赵母的作息和赵父不太一样。赵父不亮就走了，赵母还要多睡一会儿，因为白要站一整柜台，不养足精神撑不住。
赵母上班的百货商店在廊坊镇上，从大长亭村走过去大约要四十来分钟。她没有自行车——赵父只有一辆，要骑去上班——所以每只能靠两条腿走着去。冬的时候最受罪，早上六点多出门，还没大亮，寒风呼呼地吹，她把头巾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双眼睛，低着头快步走着。路上结着薄冰，一不留神就会打滑，她走得心翼翼，像一只在冰面上试探的猫。有一次她滑了一跤，膝盖磕在冰面上，疼得她龇牙咧嘴，在地上坐了好一会儿才爬起来。回到家一看，膝盖青了一大块，可第二她还是照常上班，一瘸一拐地走着去，愣是没请一假。
赵母工作的百货商店，是镇上最大的国营商店。是“最大”，其实也就那么回事——一栋两层的楼房，灰扑颇外墙上刷着“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大红标语，门口的水泥台阶被来来往往的人踩得光滑发亮。一楼卖日用百货，二楼卖布匹和服装。赵母在一楼的日用品柜台，卖的是暖壶、搪瓷盆、毛巾、香皂、牙刷牙膏这些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东西。
柜台是那种老式的玻璃柜台，里面分门别类地摆着各种商品。赵母站在柜台后面，穿一件白大褂——那是商店统一发的工作服，胸前印着“xx百货商店”的红字。她头发用发夹别得整整齐齐，指甲剪得干干净净，脸上带着职业性的微笑，看到顾客进门就热情地招呼：“来了您？想看点儿啥？”
那时候的百货商店，不像现在的超市可以随便拿随便看，商品都在柜台里面摆着，顾客要什么得跟售货员，售货员给你拿。所以售货员的态度，直接决定了顾客的购物体验。赵母是商店里出了名的态度好，不管顾客多挑剔、多磨叽，她从不甩脸子。有人拿了五六条毛巾挑来挑去，每条都要展开看看、摸摸手感，折腾了二十多分钟，最后还是没买。旁边柜台的同事都替她抱不平：“这人就是来捣乱的，你搭理她干嘛？”赵母笑笑：“人家挑东西是应该的，咱卖东西的就是要有耐心。”
赵母干活麻利，手脚快，从不让顾客多等。她记得住所有商品的价钱，顾客一开口她就报得出数字，不用查价签。她算账也快，几样东西加起来多少钱，找多少钱，心里一过就清清楚楚，从不出错。逢年过节，商店里人满为患，她一个人顶两个人用，忙得脚不沾地，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可她从不抱怨，咬着牙把活儿干完。
赵母的月工资，一开始只有一百多块，后来慢慢涨到两百出头。这点钱，搁现在连顿饭钱都不够，可在九十年代初的农村，已经是不少了。赵母每个月发工资，第一件事是去信用社存一笔——不多，三五十块——剩下的拿回家贴补家用。她有一本红色的存折，折子上密密麻麻地印着存取记录，每一笔都是她省吃俭用攒下来的。这本存折被她藏在一个只有她自己知道的地方，用一块旧布包着，放在衣柜最里层的衣服下面。
赵母在商店上班，有个“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好处——能买到打折的处理品。商店里有些商品快到保质期了，或者包装磕破了卖不出去，就会内部处理给职工，价格比外面便宜不少。赵母隔三差五就拎回来一兜子东西——有时候是快过期的雪花膏，有时候是包装压扁聊洗衣粉，有时候是有瑕疵的毛巾。这些东西虽然不太完美，可过日子嘛，又不讲究那些，能用就校赵父有时候笑话她：“你们商店的处理品，都快把咱家堆满了。”赵母不服气：“不花钱你哪来这些东西？白给你还嫌不好？”
赵母还利用商店的资源，给赵丽颖做了不少玩意儿。商店进了新款的布娃娃，她看看样子，回家用碎布头自己缝了一个，虽然做工比不上机器做的精细，可一针一线都是母亲的心意，赵丽颖抱着那个布娃娃睡觉，一抱就是好几年。商店进了新式样的童装，她偷偷量了量尺寸，回家用旧衣服改了改，改出来的衣服穿在赵丽颖身上，居然比商店里卖的还好看。赵丽颖穿着这些衣服上学，同学们都问她“你妈在哪给你买的”，她得意地：“我妈做的！”
赵母在商店干了十几年，从二十出头的姑娘干到三十多岁的孩子妈，把最好的青春都耗在那个三尺柜台后面了。她有时候也会觉得累，觉得没意思——跟暖壶搪瓷盆打交道，重复同样的话，做同样的事，一年又一年，好像一眼就能看到头。可她从不跟家里人这些，她觉得能有一份工作、能挣钱养活自己和孩子，就已经很不错了，多少人想找这样的工作还找不到呢。
赵母有一种农村妇女特有的韧性。她认准了一个道理：日子再苦再难，只要肯干，总会好起来的。她不怕吃苦，不怕受累，只怕孩子受委屈。她把所有的苦和累都咽进肚子里，把最好的一面留给家人。赵丽颖时候不懂这些，等她自己长大成人、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才慢慢懂得了母亲的不容易。
赵父和赵母，两个人，两份工作，两笔工资，撑起了一个家。
他们的收入不算高，可每一分钱都花在该花的地方。赵父的工资主要用来买粮食、交电费、人情往来；赵母的工资主要用在孩子的吃穿上。两个人配合默契，从不为钱的事吵架。赵父知道赵母会过日子，把钱交给她放心；赵母也知道赵父是个实在人，不会乱花钱。两个人之间有一种不言自明的信任，这种信任比什么甜言蜜语都管用。
有人问赵母：“你们家谁管钱？”赵母：“谁管都行，反正是那么些钱，花完了下月再来。”她得轻松，可这“那么些钱”背后，是她精打细算、省吃俭用的每一。她买一块豆腐要货比三家，买一斤肉要犹豫半，给自己买件新衣服要琢磨好几个月。可给孩子花钱的时候，她从来不眨眼。赵丽颖想吃橘子，镇上水果摊一斤橘子两块五，她觉得贵，犹豫了半还是买了，买回来自己一个都不舍得吃，全给孩子。赵父让她也吃一个，她“我不爱吃橘子”，可赵父知道，她不是不爱吃，是舍不得吃。
赵父和赵母的同事，有时候会请他们下馆子。九十年代初的农村，下馆子还是一件挺奢侈的事。赵父总是推辞，实在推不掉去了，也只点最便夷菜。别人喝酒他喝白开水，别人抽烟他喝茶——他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没有什么不良嗜好。赵母也是一样，商店同事聚餐她很少参加，能推就推，实在推不掉去了也不怎么动筷子，剩菜打包带回家给赵丽颖吃。
赵丽颖后来长大懂事了，回想起这些事情，心里五味杂陈。她知道父母为了这个家付出了多少，知道那些年父母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她后来在采访里：“我爸妈都是特别朴实的人，他们用自己的方式爱着我，虽然家里条件不好，可他们把最好的都给了我。”这话的时候，她的眼眶是红的。
赵父和赵母的职业，一个民警，一个售货员，放在今看都是再普通不过的工作。可在赵丽颖的成长过程中，这两份工作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它们本身——它们代表着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价值观，一种做人做事的准则。赵父教会了她负责、守时、不推诿、不怕苦；赵母教会了她勤劳、节俭、有耐心、不抱怨。这些品质，后来都成了赵丽颖身上最闪光的标签。
她从父亲身上学会了坚韧——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轻易放弃，咬着牙也要往前走。她从母亲身上学会了踏实——不浮躁，不攀比，做好自己该做的事，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这两种品质，放在一个农村孩子身上，或许不算什么稀罕事；可放在一个后来在娱乐圈摸爬滚打的女演员身上，就成了最宝贵的财富。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此刻的赵父赵母，还在各自的岗位上日复一日地忙碌着。赵父骑着那辆二八大杠自行车，穿行在乡间的土路上，处理着一桩又一桩琐碎的纠纷；赵母站在百货商店的柜台后面，笑脸迎接着一位又一位顾客。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女儿将来会走多远，他们只想把眼前的日子过好，把孩子养大，让孩子比他们有出息。
这是一个很朴素的愿望。
可就是这个朴素的愿望，支撑着他们一又一地忙碌着，一年又一年地坚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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