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李不跟他争。他蹲在树旁边，有时候蹲着蹲着就开始话，跟树，声音压得很低，赵满囤凑近了也听不见几句。只听见他“……你那个问题，我想明白了”什么的，后头又嘟囔了几句，听不清了。
赵满囤摇摇头走了，心想李国富出去二十多年，脑子怕是不太好使了。
但老李自己知道，他脑子清楚得很。他是在跟田猪朋话。那棵树就是田猪朋，至少是他留下来的一部分。他把田猪朋最后那句话刻在铺位木板上——“回家吧”——他也回了。回老家了，盖新楼了，种槐树了。他替田猪朋把没做完的事做了，把没回成的家回了。
有时候他蹲在树旁边，会想起工棚里那些夜晚。闷热的，嘈杂的，一屋子汗臭和鼾声。田猪朋躺在旁边的铺位上，半夜睁着眼睛问他：“你咱们这辈子图个啥？”他那时候不知道咋答，现在知道了。
图个念想。图个在黑漆漆的地底下等着的那口气，等到有一土松了，拼了命钻出来，哪怕就喊一声。喊完了就能安安稳稳地闭上眼睛，像一颗种子落进土里，等着下一季再发芽。
老李的新楼盖了四个月，入冬前搬进去了。二楼朝南那间大窗户果然敞亮，冬太阳能从早上一直晒到下午，把整间屋子烤得暖融融的。他买了一床新被褥放在那间屋子的床上，枕头旁边搁了一包没拆封的烟和一只搪瓷缸子。
赵满囤来看新楼，转了一圈问：“你二楼整这么好，谁住？”
“留着。”老李，“以后有人来住。”
“谁？”
“不定呢。”老李含糊地搪塞过去，“万一哪有人来呢。”
其实他知道没人会来。田猪朋已经没了，工地的工友各奔东西，几十年攒下的交情早就散在风里了。但他还是留了那间屋子，留了一床被褥、一包烟、一只搪瓷缸子。万一人来了呢？万一黑之前有人敲门了呢？
那年冬特别冷，老李的腰疼得更厉害了，蹲不下去，就搬了个板凳坐在槐树旁边。树苗已经长到腰那么高了，光秃秃的枝丫伸着，像举着手的乞讨者。老李坐在板凳上，裹着军大衣，跟光秃秃的槐树一起看。
“春快来了。”他。
槐树举着手不话。
老李又坐了一会儿，站起来回屋了。路过那间朝南的大房间时他停了一下，推开门看了看。太阳已经落山了，屋里暗下来了，新被褥整整齐齐地铺着，搪瓷缸子反着最后一点光，银亮亮的。
他关上门，去灶台给自己下了碗面条。蒜汁和香油，跟赵满囤那晚上给他端来的一样。他蹲在灶台边吸溜吸溜地吃，热气扑在脸上，暖暖的。
“猪朋，”他吃完最后一口面，抹了抹嘴，对着空荡荡的屋子，“过年了。你那边也有面条吃吧？”
屋外的风呼呼地刮，槐树枝在风里吱嘎吱嘎地响。老李听着那声音，又给自己盛了碗面汤，端着坐在门槛上慢慢喝。月亮又出来了，跟上次一样圆。他想，明年夏这棵槐树就该长出叶子了，有荫凉了。他要在树底下放两张竹椅子，一张自己坐，一张空着。
空着就空着吧。有人来了就坐，没人来就放着，让阳光洒在上头，让风坐在上头，让知了从树枝上掉下来，落在竹椅子的坐面上，嗡呜震着翅膀剑
那就等于有人坐了。老李想。
他喝完面汤，进屋躺下了。这回了自己的屋，自己的床，自己的被子，外面没有塔吊的吱呀声，没有货车的轰鸣声，只有风摇着光秃秃的槐树枝，吱嘎，吱嘎，像一首睡不着的摇篮曲。
老李裹紧被子翻了个身，把枕头拍软了塞进后颈下头。他闭上眼睛，忽然想起那年夏在工棚里，田猪朋问他的那个夜晚。月光从铁皮屋顶的裂缝里漏进来，细得像一根针。田猪朋的声音在黑暗里浮着：“老李，你知了在地底下十七年，就为了叫一个夏。值吗？”
他那时候：“值不值，那也得叫啊。”
现在他还是这个答案。他叫过了，虽然没叫响，但叫了。他在工地上喊过号子，他帮田猪朋垫过医药费，他在田猪朋死后替他收了那张支票回了老家盖了楼种了树。这些都是他的声音，粗哑的，不起眼的，但都是实实在在的、从胸腔里挤出来的声音。
老李在黑暗中轻轻张了张嘴，发出一个微弱的气声，像一声叹，又像一声应。那个声音很快被夜晚吞没了，但它存在过，在某个准确的时间点，从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农民嘴里流出去，汇进窗外的风声和树枝的吱嘎声里，混在一起，分不开了。
分不开就分不开吧。反正都是声音，都是活过的证据。
老李翻了个身，沉沉地睡过去了。梦里他又回到了工地，热，汗顺着脖子淌，塔吊吱呀呀地转。田猪朋蹲在不远处扎钢筋，背上的汗衫洇出一大片深色。他喊了一声：“猪朋，歇会儿。”
田猪朋回过头，朝他笑了笑，那笑在太阳底下晃了一下，亮亮的，然后他继续扎钢筋，一根一根码得整整齐齐。
老李也笑了。他在梦里找了个阴凉地方坐下来，等着田猪朋扎完那排钢筋，等着午饭的铃声响起来，等着这个夏再长一点，长到他们还能再问一次那个问题。
值不值？
值得。
值。老李在梦里清清楚楚地回答了。
陈姨第一次看见田禾阳台上的槐树时，刚搬来这个区不到一个月。东北老家的儿子接她来南方养老，房子买在隔壁单元，她又嫌住得闷，就每出来遛弯，遛着遛着就遛到了田禾楼下。
那她仰头看见六楼阳台上探出一蓬绿油油的树冠，觉得稀奇。六楼，风大太阳烈，一般人家养个吊兰都费劲，这家人居然种了棵树。她站在底下看了半，树冠在风里摇着，叶子翻出银白色的背面，一闪一闪的。
后来她认识了田禾，才知道那棵槐树是从老家带来的苗子，伺候得仔细，冬搬进屋，春秋搬出去，下雨怕涝了根，晴又怕晒蔫了叶，跟养孩子似的。
陈姨第一次进田禾家是来帮忙收快递。她站在阳台上看见那棵齐胸高的槐树，伸手摸了摸树皮。“哟，养得真好。”她，“这树在东北也常见，叫家槐，我们那儿大路两边全是，夏绿荫荫的，走底下凉快。”
田禾抱着望夏走过来：“陈姨你认识这树？”
“咋不认识。”陈姨在树旁蹲下来，端详着那些叶子，“我家老房子门口原来就有一棵，比我年纪还大，树干粗得两个人都抱不住。夏我在底下写作业，我妈在旁边纳鞋底，风吹着叶子沙沙响，知了叫得跟打仗似的。”
她着着声音就低了，手掌贴着树皮轻轻摩挲，像在摸一个老朋友的肩膀。田禾把望夏换了个胳膊抱着，没打断她。两个人就在阳台上站着，风软软地吹，槐树叶沙沙响。
过了一会儿陈姨直起腰来，拍掉手上的灰：“行了，快递给你放桌上了。我先回去了，晚上包饺子，给你端一碗来。”
“不用陈姨，怪麻烦的。”
“麻烦啥，我包的多。”陈姨摆摆手往门口走，“你带着孩子不好做饭，我顺手的事。”
田禾抱着望夏送到门口，看着陈姨佝偻的背影慢慢挪下楼梯，心里暖了一下。这个东北老太太来了不到半年，已经给她送过七八回吃的了，饺子、包子、炖豆角、酸菜粉条，每次都不麻烦，顺手的事。
那晚上陈姨果然端了一碗饺子过来，韭菜鸡蛋馅的，皮薄馅大，蘸醋吃了一口鲜得直咂嘴。田禾边吃边跟陈姨唠家常，才知道陈姨老伴走了十多年，儿子在深圳做生意安了家，把她接过来是为了尽孝，但她住不惯电梯房，整憋在屋里头难受。
“我儿子忙，三两头出差，我一个人对着电视话。”陈姨坐在沙发上，手里攥着遥控器，来回转，“憋得慌，就想下楼转转。你这屋好，有太阳，有树，还有人话。”
田禾把最后一只饺子塞进嘴里，擦了擦手：“陈姨，你要是不嫌弃，白没事就来我这儿坐坐，反正我也在家带望夏，有个人话挺好。”
陈姨的眼睛亮了一下，嘴上却推辞：“那多打扰你。”
“不打扰。”田禾站起来去收碗，“你来还能帮我看会儿望夏，我去洗个澡做个饭啥的。”
陈姨就没再推辞了。从那起她几乎每都来，上午九点多过来，带一把葱或者几颗土豆，坐在阳台上帮田禾择菜，一边择一边跟她讲东北老家的旧事。讲她年轻时在生产队割麦子，讲她老伴骑自行车载她去看电影，讲她儿子时候淘气爬树摔折了胳膊，她抱着孩子跑了五里地去镇卫生所，鞋子跑掉了一只都没发现。
田禾抱着望夏听，听得入神。陈姨的故事跟外婆的故事有点像，都是那种平平淡淡的、糊在柴火灶上的热气腾腾的人间。她听着听着就觉得自己跟陈姨近了一层，像隔着一层薄纱看两个相似的影子叠在一起。
有一回陈姨到她老伴，忽然停了嘴，低头择材手也慢了。“他走那年也是夏，”陈姨，“知了叫得跟不要命似的。他躺在医院里，窗户外头那棵树上全是知了，吵得护士都嫌烦，去拿竹竿捅了几回也捅不完。他别捅了，让它们叫吧，叫完了夏就过去了。”
她顿了一下：“夏过去了，他也走了。”
田禾没接话，只是把望夏放在爬行垫上，走过去蹲在陈姨旁边，把她手里那把蔫聊芹菜接过来，一根一根择好。陈姨的手空下来，搁在膝盖上，枯瘦的指节微微蜷着。
“后来我就特别怕知了剑”陈姨的声音很轻，“每年夏一到，听见知了叫我就心烦，关窗户拉窗帘，把电视音量开大。我儿子我神经过敏，他不懂，那声音一响我就想起医院窗户外面那棵树的影子，想起他让它们叫吧。”
田禾把择好的芹菜放进水盆里，拧开水龙头冲了冲。“陈姨，”她背对着陈姨，“你有没有想过，他让知了叫，是因为他想让那个夏长一点？”
陈姨没出声。
他在医院里，知道夏过完自己可能就走了，但他还是想让知了剑因为知了叫了，夏就在，夏在，他就还在。”田禾关上水龙头，转过身来，“我是这么想的。我爸走之前，我梦见他坐在老家的炕上刻东西，刻的是给我闺女的名字。他刻的时候特别认真，一刀一刀的，好像只要刻完了，他就能一直等着我闺女长大来看他。”
陈姨坐在凳子上，好半没动。阳台上风呼呼地吹进来，把槐树叶子吹得哗哗响。望夏在爬行垫上翻了个身，咿咿呀呀地叫了一声。陈姨的眼睛慢慢红了，但她没有哭，只是抬起手背揩了揩眼角。
“你这孩子，”她，“话怎么跟大人似的。”
田禾笑了一下，走过去把望夏抱起来，放在陈姨膝盖上。“望夏，叫陈奶奶。”望夏张着嘴吐了个泡泡，奶声奶气地嗷了一声，惹得陈姨破涕为笑。
从那起，陈姨再没关过夏的窗户。
那年夏来得特别早，四月底就开始热了，阳台上的槐树疯了一样往上窜，叶子浓密得把半个阳台都罩住了。陈姨每早上九点准时来，搬个马扎坐在槐树底下，怀里抱着望夏，嘴里哼着东北调。槐树荫凉凉的落在她们身上，风一吹就满地碎影子晃来晃去。
有一回望夏在陈姨怀里睡着了，陈姨把她放回婴儿床里，然后一个人站在阳台上。她仰头看着槐树密密匝匝的叶子，阳光从叶缝里漏下来，落在她脸上，斑斑点点地跳。远处终于传来第一声蝉鸣，短的，试探性的，像刚睡醒的人打的第一声哈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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