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一个月，四合院成了不折不扣的写作工坊。除了必要的休息和吃饭，三人几乎把所有时间都花在了书稿上。
写作过程也是思想碰撞的过程。三人经常为了一个观点争论到深夜。
“我认为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经济问题。”沈清秋坚持，“民生凋敝，物资短缺，这是普通人最直接的感受。”
“但经济问题背后是政治问题。”艾米丽反驳，“如果不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失控，如果不是叶利钦的权力斗争，苏联也许还能撑一段时间。”
“你们都得对，但都忽略了文化因素。”林致远，“苏联七十年的统治，摧毁了传统的东正教文化，又没能建立真正有生命力的新文化。当意识形态破产时，整个社会就失去了精神支柱。”
这样的争论让书稿更加丰富和深刻。他们从经济、政治、文化、国际环境多个维度分析苏联解体，又从中提炼出对中国的启示。
1992年1月15日，三十万字的《冰崩与长城：苏联解体的教训与中国改革的启示》中文版初稿完成。同时，艾米丽的英文翻译也完成了三分之二。
1月20日，林致远将书稿交给了吴教授。三后，吴教授打来电话，声音激动：“致远，这本书…比我想象的还要好。我已经推荐给了几位老同志，他们都很重视。”
2月1日，农历腊月二十八，距离春节还有两。这一，《冰崩与长城》由商务印书馆紧急出版，首印五万册。封面设计简洁有力：左边是碎裂的冰块，右边是巍峨的长城，中间是红色的书名。
同一，《人民日报》理论版发表了吴教授的书评文章：《从苏联解体看中国道路——评＜冰崩与长城＞》。文章写道：“本书作者以亲身经历和深入思考，为我们理解苏联解体这一世纪重大事件提供了独特视角。更重要的是，书中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总结和未来思考，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几乎在一夜之间，《冰崩与长城》成为北京知识界、政界、商界争相传阅的热门书。在那个信息还不发达的年代，一本书能引起如此广泛关注，实属罕见。
2月5日，大年初二，林致远接到了意想不到的电话——国家体改委主任亲自打来，邀请他和沈清秋参加一个型座谈会，讨论书中观点。
座谈会上，林致远见到了几位只在电视上见过的面孔。他没有怯场，从容地讲述了自己的观察和思考。
“苏联的教训告诉我们几个基本原则：第一，改革必须渐进，休克疗法会引发社会动荡；第二，开放必须有序，突然放开会冲击国内产业；第三，发展必须均衡，重工业轻农业、重城市轻农村的模式不可持续；第四，稳定压倒一切，没有稳定，一切改革成果都可能付诸东流。”
一位老同志问：“那你怎么看中国未来的改革方向？”
林致远回答：“我认为应该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同时要特别注意几点：第一，国有企业改革要稳妥推进，既要提高效率，又要保障职工权益；第二，农村改革要深化，让农民分享现代化成果；第三，对外开放要扩大，但也要注意金融安全；第四，要重视科技创新，这是未来竞争的关键。”
座谈会持续了三个时。结束时，体改委主任握着林致远的手：“年轻人，你的思考很有价值。希望你能继续研究，继续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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