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9月4日，清晨六点半。
北京海淀区芙蓉里区的一套两居室里，林致远被窗外梧桐树上的麻雀吵醒。这是他租的研究生宿舍——是宿舍，其实是学校为解决研究生住宿紧张，在周边区租的民房。十五平米的房间，一张床、一张书桌、一个衣柜，月租金三十元，从他每月五十八元的研究生津贴里扣。
林致远起身拉开窗帘，九月的晨光透进来。他快速洗漱，换上洗得发白的的确良衬衫，从桌上拿起昨晚预习的《高级宏观经济学》笔记，装进帆布书包。书包侧面，母亲绣的“致远”二字已经有些褪色。
刚要出门，同屋的周海涛揉着眼睛从隔壁房间出来：“致远，这么早？”
“第一节吴教授的课，不能迟到。”林致远，“早饭我给你带？”
“不用，我再睡会儿。”周海涛打了个哈欠，“反正第一节是选修。”
走出区，林致远在路边摊买了两个包子、一碗豆浆，边吃边往北大走。芙蓉里离学校东门不到一公里，路上都是匆匆赶去上课的学生。自行车铃声响成一片，偶尔有几辆“津大发”面包车鸣着喇叭挤过狭窄的街道。
走进校园，熟悉的梧桐大道上，落叶还未开始飘零。经过28斋时，林致远停下脚步——这是他住了四年的本科宿舍楼。现在里面住的是89级新生，几个稚嫩的面孔在阳台上晾衣服，大声着家乡方言，就像四年前的他们。
经济系研究生教室在二教三楼。林致远到的时候，教室里只坐了七八个人，大多在埋头看书。研究生和本科生不同，没有固定的班级，同一导师的学生一起上课，气氛更严肃，也更松散。
般整，吴教授准时走进教室。他今穿了件灰色中山装，手里拿着厚厚的讲义。
“同学们，新学期好。”吴教授开门见山，“这是《转型经济学前沿问题研究》，你们研究生阶段的核心课程。我不讲教科书上的东西——那些你们自己看。我讲的是问题，是中国经济转型中真实存在的问题。”
他在黑板上写下几个关键词：价格双轨制、国有企业改革、乡镇企业崛起、对外开放困境。
“今我们先讨论价格双轨制。”吴教授推了推眼镜，“谁能告诉我，什么叫价格双轨制？”
一个戴眼镜的男生举手：“就是同一种商品，有计划内价格和计划外价格。”
“对，但为什么会有双轨制？”吴教授追问。
教室里沉默了几秒。林致远举手：“因为改革不能一步到位。完全放开价格会引发通胀和社会动荡，完全计划经济又缺乏效率。双轨制是过渡方案。”
吴教授点点头：“林致远同学到了关键——过渡。但过渡会产生什么问题？”
“腐败。”林致远直接，“有门路的人用计划价拿到物资，转手按市场价卖出，赚取差价。这疆官倒’。”
这个词让教室里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官倒”是当时最敏感的话题之一，报纸上不敢公开讨论，但在民间已是公开的秘密。
吴教授深深看了林致远一眼：“你有具体案例吗？”
“樱”林致远从书包里拿出一份材料，“去年我们公司需要一批钢材，计划价每吨700元，但拿不到指标。市场上有人卖1500元，后来知道，这批钢材就是从钢厂按计划价流出的。”
他把材料递给吴教授：“这是我做的数据分析，1988年钢材双轨价差导致的财富转移，估算在三十亿元以上。”
教室里响起低低的议论声。几个同学看向林致远的眼神复杂——有佩服，有担忧，也有不解：一个研究生，怎么会有这样的调研材料？
吴教授仔细看了材料，抬起头：“这节课，我们就有这个案例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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