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伯克利严谨甚至苛刻的学术环境中，林致远的才华开始全面绽放。他凭借重生带来的“先知”优势和对经济学本质的深刻理解，往往能在学术讨论中提出独到见解。
在《高级微观经济学理论》课上，教授正在讲授经典的“理性人”假设和一般均衡理论。林致远在提问环节举手：“教授，我想请教一个关于‘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和‘制度塑造偏好’的问题。经典模型假设偏好是外生、稳定且一致的。但在现实中，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体中，制度剧变（如从公社到家庭承包、从计划配给到市场交易）会深刻改变个体的认知框架、风险态度和决策模式。那么，在分析这类经济体的微观行为时，我们是否需要一个更动态、更能容纳制度与行为互动的理论框架？例如，将制度视为塑造‘可行选择集’和‘认知模板’的内生变量。”
这个问题触及帘时主流经济学的前沿。教授眼中露出惊讶和兴奋，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非常精彩的问题，林！这涉及到行为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新政治经济学的交叉领域。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的‘有限理性’、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的‘制度变迁理论’，或许能提供一些思路。你能就此写一篇短评吗？我愿意和你进一步讨论。”
在《计量经济学应用》的研讨中，同学们正为如何建立模型分析美国各州失业率差异而绞尽脑汁。林致远提出了一个思路：“除了常规的经济变量，是否可以考虑加入一些‘社会资本’或‘制度质量’的代理变量？比如，各州工会密度、中企业创业活跃度、社区组织参与率？这些非正式制度因素可能通过影响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信息传递和技能匹配效率来影响失业率。我们可以尝试寻找或构建这类变量的数据，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
这种将制度、社会因素纳入计量分析的思路，在当时略显新颖，显示了他对经济学工具箱的灵活运用和对问题本质的把握，令教授和许多同学刮目相看。
《国际金融》课程讨论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的国际货币格局时，林致远基于对未来的了解，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推论：“当前美元虽然仍是主导货币，但美国持续的贸易和财政双赤字，正在侵蚀其信用基础。未来国际货币体系可能向多元化发展，区域货币合作（如欧洲的EcU，未来可能的欧元）和特别提款权（SdR）的作用可能会增强。对于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逐步推进人民币在贸易结算中的使用，建立更开放的金融市场但辅以审慎的资本管制，可能是一条符合国情的国际化路径。” 这番论述在1987年听来颇具前瞻性。
他的课程论文也屡获高分。在一篇关于“技术扩散、后发优势与产业政策”的论文中，他比较了日本、韩国和中国的经验，提出了“适应性产业政策”的概念，强调政策需要随着产业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变化而动态调整，并特别分析了中国如何在引进技术的同时培育自主创新能力。威廉姆斯教授在评语中写道：“极具洞察力的比较研究。对‘适应性’的强调，以及对中国案例的深入分析，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有价值的补充。期待你未来更深入的研究。”
林致远的表现，逐渐改变了课堂上其他国际同学对中国的看法。他不仅学识扎实、思维敏锐，而且视野开阔，对全球经济和各国实践都有深入了解，完全打破了他们心中关于中国学生“闭塞”“只会死记硬背”的刻板印象。拉吉夫、卡洛斯等人都乐于与他讨论问题。甚至那位苏联的伊万，也在一次关于计划与市场协调的课后，用生硬的英语主动与林致远交流了几句，眼神中带着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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