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开课后，林致远立刻感受到了压力。教授的语速极快，夹杂着大量专业术语和学术黑话；阅读材料艰深且数量庞大；课堂讨论要求学生不仅理解，还要能即时批判和回应；作业和项目常常需要运用复杂的数学工具和统计软件。他的英语听力阅读尚可，但口语表达和学术写作仍需磨练。
他没有退缩。每泡在图书馆，带着英汉词典和录音机（经允许后录下课程内容课后反复听），一点点啃读文献，整理笔记。他发现伯克利经济学教育的侧重点与北大有所不同：更强调形式化的数学模型和严密的计量检验，更注重对主流新古典范式的掌握与批判，对制度、历史、行为等非主流但正在兴起的领域也有开放态度。
艾米丽很快发现了他的勤奋。她经常在工程图书馆或主图书馆看到他独自学习到深夜的身影。出于好奇和好感，她开始主动提供帮助。作为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她的英语自然流利，可以帮他修改论文中的语法和表达；作为理工科学生，她的数学和逻辑能力很强，可以与他讨论经济学中复杂的推导；她对伯克利的一切了如指掌，从哪个教授 office hour 人少，到哪里可以找到便夷二手教材，再到哪个咖啡馆的咖啡最能提神。
作为回报，林致远也会解答艾米丽在选修的经济学通识课程中遇到的难题，用更直观的方式解释边际效用、机会成本、博弈论等概念。他还向她介绍中国的经济改革、乡镇企业崛起、价格双轨制的逻辑，提供另一个观察世界的视角。他们逐渐形成了固定的学习伙伴关系，经常一起在图书馆学习，讨论课业，也交换对科技、社会、文化的看法。
在一次关于“信息不对称”和“逆向选择”的讨论后，艾米丽感叹：“你思考问题的方式很不一样，林。你总是能很快看到模型背后的现实含义，想到它在真实世界中的应用，比如你刚才提到中国农村信贷市场可能存在的类似问题。而我的很多同学可能只关心数学推导是否优美。”
“也许是因为我来自一个正在发生剧烈变化的现实世界。”林致远，“理论如果不能解释或指导现实，其价值就会大打折扣。”
随着接触日深，艾米丽对林致远的好奇与日俱增，那种神秘感非但没有消减，反而混合了越来越多的欣赏。她欣赏他的勤奋与坚韧，欣赏他冷静外表下的思想锋芒，欣赏他那种与年龄不相符的沉稳与远见。她开始期待每在校园或家里的相遇，期待他们之间的讨论。这个来自遥远东方的交换生，像一扇突然打开的窗，让她看到了一个与她成长环境截然不同、却又充满智慧与力量的世界。
而林致远，也在适应这个新环境的过程中，逐渐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伯克利对他来，不仅是学习经济学前沿知识的殿堂，也是一个观察1980年代美国社会、科技、文化的绝佳窗口。他知道，在这里的经历，将为他日后回国参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提供不可或缺的国际视野和理论准备。而他与艾米丽这段始于好奇与互助的异国友谊，也正在悄然生长，为他在大洋彼岸的生活增添了一抹温暖的亮色。
第十三节：伯克利的全球课堂 (1987年春)
林致远所在的《经济发展比较研究》研讨班，堪称一个的联合国。这堂课由研究东亚经济的莎拉·威廉姆斯教授主持，选课的二十多名学生来自世界各地，肤色各异，口音杂陈，构成了伯克利国际化特色的一个缩影。
坐在林致远左手边的，是来自日本东京的田中健一。他身材不高，但衣着考究，深蓝色的西装熨烫得笔挺，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手腕上戴着一块精致的精工表。他是庆应义塾大学经济学部的交换生，父亲在东京经营一家中等规模的电子元件贸易公司。田中健一身上有着1980年代后期日本年轻人特有的自信，甚至可以是傲慢——此时正值日本泡沫经济的顶峰，日本企业在全球疯狂并购，“日本第一”的论调甚嚣尘上。
右手边是来自韩国首尔的李在镕。与田中的精致不同，李在镕穿着更为美式休闲的polo衫和卡其裤，但举止间仍带着一丝韩国社会特有的等级观念和礼貌距离。他是首尔大学商学院的高材生，父亲在釜山经营一家颇具规模的纺织与成衣出口企业。李在镕英语流利，思维敏捷，目光中带着韩国经济腾飞期年轻人特有的锐气和紧迫福
此外，还有来自印度德里、对计划与市场之争有切身体会的拉吉夫；来自巴西圣保罗、关心债务危机与发展困境的卡洛斯；来自法国巴黎、对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充满批判精神的让-皮埃尔；甚至还有一位来自苏联莫斯科国立大学、名叫伊万·泵罗夫的学生，他沉默寡言，但在涉及中央计划与市场社会主义的讨论时，眼神会变得格外专注。
第一堂课，威廉姆斯教授就抛出了一个开放性问题：“请各位简要介绍一下自己国家当前经济发展中最具特色或最受争议的一个方面，并从比较视角谈谈你的看法。”
轮到田中健一时，他挺直腰板，用带着日语腔调但流利的英语道：“日本的经济模式，核心是独特的‘系怜（Keiretsu）企业集团体系、终身雇佣制、以及政府通产省（mItI）的产业政策指引。这创造了战后经济奇迹，并正在引领全球技术革新。当前，日本企业在半导体、汽车、消费电子领域具有绝对优势。我认为，这种强调长期关系、集体协作和政府引导的模式，优于英美式的短期利润导向和个人主义市场模式。”
他的发言自信满满，引用了大量关于日本生产效率、贸易盈余和专利申请的数据，赢得了不少同学的侧目。
接着是李在镕：“韩国的经济发展，得益于强有力的政府指导下的出口导向战略，以及大型综合企业集团——财阀（chaebol）的驱动。政府选择重点产业，集中资源，财阀负责冲锋陷阵。这让我们在钢铁、造船、汽车、电子等领域快速追赶。当前挑战在于如何实现技术自主创新，并缓解快速增长带来的社会紧张和收入不平等。”他的分析相对平衡，既看到成就也指出问题，显示出务实的态度。
轮到林致远时，教室内安静下来。许多目光落在这个穿着朴素（依然是那几件轮换的中山装或白衬衫）、来自神秘中国的年轻交换生身上。不少人带着好奇，或许也有一丝先入为主的 preconception（成见）。
林致远站起身，语气平稳：“中国自1978年以来进行的改革开放，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经济社会转型实验之一。其核心特征可以概括为‘渐进式改革’与‘双轨过渡’。在保留国有经济主体地位和计划调控框架的同时，逐步引入市场机制，首先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放开部分商品价格，设立经济特区吸引外资，允许乡镇企业等非国有经济成分生长。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避免了东欧‘休克疗法’可能带来的剧烈震荡，保持了基本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
他没有堆砌复杂术语，而是用清晰的逻辑勾勒出中国改革的轮廓。“最具争议的方面可能是‘价格双轨制’和国有企业的改革滞后。但在我看来，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务实选择。当前的重点，正在从‘增量改革’转向触及核心的‘存量改革’，包括探索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深化价格改革、培育要素市场等。这个过程充满挑战，但方向是明确的：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他的发言简洁、客观、充满洞察力，完全没有预想中的意识形态宣传或对落后的辩解，而是将其作为一个严肃的、正在进行中的宏大经济工程来分析。威廉姆斯教授眼中露出赞许的光芒。田中健一挑了挑眉，似乎有些意外。李在镕则认真地做着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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