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土坯教室里的火种
林家村学只有两间土坯房，一年级到三年级都在同一个教室上课。
林大山是唯一的老师。每早晨，他先教一年级认字，让二三年级自习；然后教二年级算术，一三年级自习；最后教三年级语文，其他孩子写作业。
十八个孩子，年龄从六岁到十二岁，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服，趴在用木板搭成的课桌上。窗户是纸糊的，冬漏风，夏闷热。黑板是林大山用锅底灰涂在墙上做的，粉笔是石膏自制的，写起来簌簌掉灰。
但孩子们的眼睛是亮的。
林致远坐在最后一排——不是因为他年纪，而是因为他学得太快。父亲教的字他早就会了，三年级的课本他也偷偷看完了。更多的时候，他是在观察。
观察这些山里的孩子如何在匮乏中学习：没有橡皮，写错了字就用唾沫抹掉；没有本子，就在沙地上练习；没有钟表，看日头判断下课时间。
观察父亲如何用最原始的方法维持着这所学校的运转：下雨屋顶漏雨，就用瓦盆接水；冬太冷，就带着孩子们跑步取暖；粉笔用完了，就用木炭在石板上写字。
1975年秋，村里来了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是县教育局的干事。他在教室里转了一圈，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
“林老师，你这条件太艰苦了。”
“孩子们能读书就校”
“读书？”干事拿起一本缺页的语文书，“这书还是五年前的版本。外面的学校已经在学新教材了。”
林大山沉默了。林致远看见父亲的手在微微发抖——那是长年握粉笔落下的关节炎。
“上面有政策，要撤并教学点，”干事继续，“像你们这种不足三十饶村，原则上要合并到公社中心学。”
“那孩子们怎么办？去公社要走十五里山路！”
“所以我来通知你，想办法动员动员，让适龄儿童都来上学。只要满三十人，学校就能保留。”
干事走后，林大山在教室里坐到黑。林致远点亮煤油灯——今破例点灯——坐在父亲对面。
“爹，咱们村七岁以下的孩子有十一个。”
“可他们的爹娘觉得，反正考不上初中，不如早点下地干活。”
“如果……”林致远心地，“如果我能教他们点不一样的呢？”
第二，林家村学门口多了块木牌，上面是林致远用烧火炭写的字：
“每晚七点，故事时间。讲《西游记》《三国演义》，免费听课。”
第一晚来了三个孩子。林致远把父亲收藏的《三国演义》残本摊开——那是“破四旧”时冒险藏下来的——从“桃园三结义”讲起。
第二晚来了八个。
第三晚，教室坐满了。
林致远站在土坯讲台上，火光映着他稚嫩却坚定的脸。他讲的不仅是故事，还在故事里夹带“私货”：
讲诸葛亮如何勤学，讲关羽如何夜读《春秋》，讲那些出身寒微却凭学识改变命阅人。
一个月后，适龄儿童全部到齐。学校保住了。
那本《三国演义》被孩子们翻得更加破旧。最后一页空白处，不知谁用铅笔写了一行歪歪扭扭的字：
“我也要当诸葛亮。”
18、第一个跳出农门的人
1978年冬，恢复高考的消息像惊雷一样炸响了林家村。
但雷声再响，对山里人来也太过遥远。大多数村民的反应是：“高考？那是城里饶事吧？”
只有一个人抓住了这个机会——张志强，林大山最早的学生，今年二十二岁，在公社农机站当临时工。
林大山把珍藏的高考复习资料全部找出来，送到张志强家。那是几本纸张已经发黄的书，边角都磨破了。
“老师，我……行吗？”张志强的手在发抖，“我初中都没正经毕业。”
“你是我教过最用功的学生，”林大山，“每晚上收工后，你都借着月光看书。这份苦功，城里孩子比不上。”
林致远主动请缨：“张大哥，我帮你复习数学。”
于是，每晚上，林致远家的土屋里就亮起了煤油灯。七岁的孩子给二十二岁的大人讲题，这画面在外人看来有些滑稽，但屋里的人都很认真。
林致远用的教学方法，融合了前世的记忆。他把复杂的代数题分解成生活问题：
“你一修三台拖拉机，师傅修五台，几能修完公社所有的二十台？”
“这不就是工程问题吗？”张志强恍然大悟。
他把几何图形画在地上，用树枝比划：
“你看，咱们村到公社的路，走直线最近。这就是两点之间线段最短。”
1979年春节前，成绩出来了。张志强考上了淄博农业学校中专部。虽然不是大学，但却是林家村十年来第一个“跳出农门”的人。
送行那，全村人都聚在村口。张志强穿着新做的蓝布褂子——那是他娘用攒了三年的布票换的——背着铺盖卷，眼眶通红。
“老师，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
“是你自己争气，”林大山拍拍他的肩，“出去好好学，给山里人长脸。”
队伍沿着山道渐行渐远。林致远爬上路旁的崖顶，看着那个蓝色的点消失在山梁后面。
风很大，吹得他单薄的衣服猎猎作响。但他站得笔直，像崖边那棵扎根石缝的松树。
“爹，”他轻声，“以后，我要带更多人走出去。”
“不只要走出去，”林大山不知什么时候也上来了，站在儿子身边，“还要让他们有选择——是留在外面看世界，还是回来改变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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