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十九日上午，正式保管室通知周衡到场清点练习册。
练习册移交时只登记了封面、页数和那张公交票，没有逐页展开。周衡作为见证冉场，看着保管员拆开封套。
封面写着学算术。蓝色塑料皮右下角被水泡得发白，前几页反复写着六和零，尾巴总收不住。
周衡只看了一眼，便让保管员继续。
票根夹在第十四页。无酸纸托起票根后，下面露出一枚用透明胶贴住的蓝色纽扣。胶带边缘已经发黄，旁边有一行很轻的圆珠笔字：
“不是我的，先别扔。”
字迹不在现有比对材料里。
保管员问：“认得纽扣吗？”
周衡摇头。
纽扣背面有两道白线，像从校服、工装或旧外套上硬扯下来。没有品牌，没有姓名。它被夹在练习册里，不代表写字的人、纽扣主人和原租客是同一个人。
保管员把纽扣留在原页。
“要申请笔迹鉴定吗？”
周衡看着那行字。若把它送去鉴定，就要先指定比较对象；现有材料里，没有足够理由替它指定一个人。
“不申请。”
保管员继续翻页。第二十三页被橡皮擦薄，背面是两列乘法；第三十一页画着一只没有耳朵的动物。册子里再没有名字。
清点结束，表格预填了“未发现明确身份标记”。周衡加上一行：夹存蓝色纽扣一枚，归属不明，保留原位。
他没再写不能证明什么。
离开保管室后，他去找房东。陶兔仍在封存箱里，房东正清点退租留下的普通杂物：半卷垃圾袋、三个衣架、一只缺盖玻璃杯。
“钥匙还留着干什么？”房东问。
周衡把那把已经失效的旧钥匙从钥匙圈上解下来。金属环太紧，他掰了两次，指甲边缘翻起一块皮。
“你要回收吗？”
“换过锁，留它也没用。”
房东指了指楼下的废金属箱。
周衡下楼，把钥匙放进去。箱底还有螺丝、坏锁芯和一把断掉的剪刀。钥匙落下去，只响了一声。
房东下楼扔纸箱，看见他还站在废金属箱旁。
“要捡回来现在还来得及。”
周衡摇头。
“我不是赶你。”房东，“房子总要租。新租客下午来看，问墙上为什么有一块颜色不一样。”
那是陶兔原先摆放的窗台上方，纸箱长期挡住阳光，墙面留下浅色方块。房东准备重新刷墙。
周衡跟她回到二楼。屋里已经没有床，清洁工把窗帘拆下来，灰尘在光里一层层落。浅色方块比他记得的，根本容不下一张完整的脸。
新租客是一对带孩子的夫妻。孩子进门后先跑到窗边，问能不能在那里放鱼缸。房东要看承重，不提以前放过什么。
周衡没有要求保留墙印。他只提醒窗框雨漏水，鱼缸不要贴边。新租客的父亲蹲下检查胶条，问最近一次维修时间。两个人谈了几分钟窗户，谁也不知道周宁。
下楼时，清洁工已经用滚筒盖住浅色方块的一半。
周衡没有回头拍照。
下午，他去接林晚时迟到了八分钟。不是因为调查，而是废金属箱旁那一站让他错过了公交。林晚看见他手指边缘破皮，问是不是又拆了什么。
“钥匙圈。”
“钥匙呢？”
“扔了。”
林晚没有问哪一把。公交到站，两人从不同车门上车，最后坐在同一排，中间隔着扶手。
她把风险告知书递给周衡看时，纸角已经被手汗浸软。周衡只看需要共同知悉的业务影响，没有问申报监护人可能是谁。
到站后，林晚把纸收回。她没有因为他丢掉一把钥匙，就把家庭材料交给他。
他没有因为那句“先别扔”留下钥匙。
下午，林晚去了户政档案窗口。
她申请确认最早一代身份证底卡的制证来源、首次迁入页和号码生成时间。理由写得很窄：现行证件号码与一条已登记死亡的新生儿记录存在待核关联。
受理员问：“发现别人使用你的号码了吗？”
“没樱”
林晚递上同日登记摘要、人工索引回执和末六位待修复明。禾禾家属的纪念信息留在她自己的文件袋里。
受理员去后面请示。二十分钟后，他带回一张代核项目表：底卡是否存在、首次制证日期、申报监护人、原始迁入凭证类型。个人不能直接查看底卡影像。
“核验监护人，会联系当年申报人吗？”林晚问。
“可能。”
当年申报人很可能是她母亲。
受理员建议删掉这一项，先查日期和凭证，办理会快些。林晚没有删。
窗口又递来风险告知书。若底卡缺失或来源矛盾，她的证件不会立即失效，部分联网业务可能转人工办理。
她读完，签了字。
走出大厅后，林晚给母亲打电话。响到第六声，她挂断，改发消息：户政可能找你核对我第一次办证的材料。若接到，先记下对方问了什么。
消息显示已送达。
她在公交站等了十二分钟，手机没有再亮。车来后，她上车，坐到最后一排。那张风险告知书一直拿在手里，没有装回袋子。
晚上，林晚只把受理回执给周衡看。
“需要我陪你回家吗？”他问。
“还没决定。”
“决定了告诉我。”
林晚把回执折好：“会。”
两人都没有去拿共同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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