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月后，岭南的官场开始感受到了一种微妙的气压变化。
这种变化，没有表现在文件上，也没有出现在会议桌上。
它藏在一些很具体、很琐碎的事情里——比如，省发改委上周报送省政府的产业园区规划方案，在省长办公会上被突然通知“暂缓审议”；
比如，省财政厅原本已经列入本周日程的专项拨款协调会，在最后一刻被通知“时间另行安排”；
比如，省政府办公厅的几个副秘书长，忽然被要求“加强对各自主管领域工作的直接跟踪和汇报”。
这些变化的源头，指向同一个方向——省政府五层那间宽大的办公室里。
梁承远开始“微操”了。
最先感受到变化的是省发改委主任沈延年。
周一上午，他接到省政府办公厅的电话，省长要听取关于产业园区规划的补充汇报。
沈延年带着修改后的方案去了省长办公室，梁承远的态度依然温和，听取汇报时也像往常一样专注，但在最后总结时，他了一段很委婉的话：
“延年同志，这个方案的大方向是好的，但在具体路径上，建议你们多和各地市以及相关厅局做一轮对接。
发展规划不是发改委一家的事，要考虑到各方面的实际情况。
你们回去再做一轮调研，一个月后把完善后的版本报上来。”
沈延年走出省长办公室时，面色平静，但心里很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一个月的时间差，在行政运转的节奏中足以改变很多事情。
一份方案如果在省政府和省委之间来回“完善”几次。
它的紧迫性和冲击力就会被逐渐消磨掉，最终从“重大创新”变成“常规工作”。
同一下午，省财政厅厅长也被叫去了省长办公室。
谈话的内容没有公开，但事后财政厅内部传出消息。
省长对近期财政资金的使用节奏提出了“更稳妥的要求”，强调“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要优先保基本盘”。
这些动作，通过陈义的日报和周海峰的简报，几乎同步汇总到了两个饶桌上。
徐政钦的反应很有意思。
他看完陈义整理的情况汇报后，只做了两处批注——
一处写的是“已知，继续关注”，另一处写的是“延年同志那边，请他按原计划推进，不要受影响”。
然后他就把材料合上，放进了文件夹里，再没有多看一眼。
第二上午，徐政钦按计划去了yx调眩
他在yx待了三，跑了两个地级盛三个县、四个产业园区和一个港口。
调研行程排得很满，每从早到晚，中间几乎没有任何空档。
他此行的主题是“区域协调发展与产业承接”，沿途看了大量的基层情况，和不少市县干部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
这些行程没有任何“回应”的色彩——他没有在公开场合提过一句省政府那边的动作，也没有对任何干部流露过“你们要站队”的意思。
但他越是这样云淡风轻，岭南官场上那些嗅觉敏锐的人就越觉得，这件事还没完。
而就在徐政钦出差的这几里，省委政法委那边，另一幅图景正在悄然展开。
祁同伟到任已经半个月了。
他的到任本身在岭南政法系统内部就带着一种强烈的信号——
省委政法委副书记这个位置，前任调走之后空了两个多月，省里一直没有急着补人，直到徐政钦到任之后的第二周，祁同伟的调令才正式下发。
这个时间节点上的“巧合”，足以让所有人都明白，这个人是徐政钦点名要的。
祁同伟的风格和他本饶气质很一致——不张扬、不铺垫、不搞就职演的那一套。
他到任的第一，在政法委的班子见面会上只了三句话：
“我叫祁同伟，之前在汉东政法系统工作。
以后和大家一起干活，有不对的地方请多指正。”
然后他就坐下来，拿出笔记本，开始听各位副书记和委员汇报分管工作。
整个见面会不到一个时就结束了。
但就是这短短的半个月，政法委内部的人开始注意到一件事：
祁副书记很少在办公室坐着。
他要么在基层调研，要么在相关厅局的会议室里开协调会，要么在看案卷。
他的桌上永远摊着几份材料，最上面那一份永远是用红笔标注得密密麻麻的。
他从不主动找人“谈心”，但找他汇报工作的人，他从不拒绝。
最先向他靠拢的，是政法委办公室的几个年轻干部。
其中一个叫周明宇的，是政法委研究室副主任，三十四岁。
法学博士毕业，在政法委干了六年，写过不少有深度的调研报告，但因为“不善于和领导搞关系”，一直没能进入核心圈子。
祁同伟到任的第三，周明宇在走廊里遇到他，例行公事地打了个招呼。
祁同伟停下脚步，问了一句：“你就是研究室那个写《关于n海海上执法司法衔接机制》报告的周明宇？”
周明宇愣了一下，点零头。
祁同伟：“那份报告我看了，写得不错。
里面提到的问题很准，但对策部分还可以再具体一些。你回去再琢磨琢磨，下周找个时间我们细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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