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家精品买手店中，有一家就是那个在地铁站给刘湘名片的买手所在的店。店名桨closet”，位于代官山的一条安静的巷子里，店面不大，但装修很有格调，卖的都是一些众设计师品牌。买手是个三十出头的女人，姓吉田，短发，戴着黑框眼镜，话语速很快。她看了刘湘带来的Yc风衣样品，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了很久，又穿上身试了试，对着镜子照了半。
“刘桑，这件风衣的版型很好。市面上很少有这种比例，肩线刚好，腰身不紧不松，长度到膝盖上方两寸，很适合亚洲女性的身材。是你自己设计的？”
“是的。”刘湘没有多解释。
吉田点零头，把风衣脱下来，叠好，放在桌上。“我先拿二十件试卖。如果卖得好，我再找你补货。”
二十件。不多，但这是Yc品牌在日本的第一笔正式订单——不是代加工，不是贴牌，是印着Yc吊牌的、完完整整属于他自己的产品。
从代官山出来的时候，已经快黑了。刘湘站在路边，看着街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他掏出软皮抄，把今跑的四家客户的情况记了下来——佐藤商社：五万件贴牌，价格压了百分之十，利润薄，但量够大，能做；LifeStyle（连锁零售店）：两千件试单，价格尚可，利润中等；closet：二十件Yc风衣试单，价格最好，利润最高，但量太。
他在closet那条记录下面画了一条线，在旁边写了一行字：Yc品牌，利润高，但名声不显，需慢慢养。
十一月下旬，刘湘回到深圳，把在日本拿到的订单整理成一张表格，贴在工厂办公室的墙上。
丸红商社：四十万件（代加工，已执行中）
佐藤商社：五万件（贴牌代加工，新签）
LifeStyle：两千件（贴牌代加工试单）
closet：二十件（Yc品牌试单）
合计订单量超过四十五万件，交货期从今年十二月到明年八月，排得满满当当。刘湘站在那张表格前面，看了很久。老吴从裁床边走过来，站在他旁边，也看。
“阿湘，这批新单，光靠现在的产能不够。还要再加人。”
“加。加到八百人。”
老吴沉默了几秒，然后：“八百人，厂里住不下了。宿舍楼只有六层，每层住三十个人，极限也就两百人。剩下六百人住哪里？”
刘湘转过身，走到窗前，看着窗外的布吉工业区。远处有几栋新建的工人宿舍，灰扑颇，六层楼，跟他的宿舍楼差不多。他指了指那几栋楼。“租下来。整栋租，装上下铺，配热水器和食堂。工人住得舒服，干活才有劲。”
老吴点零头，从口袋里掏出那个皱巴巴的本子，开始在上面写写画画。
刘湘回到香港，已经是十二月初了。深水埗的Yc专卖店开业不到一个月，营业额不算高，但也不算差——月销售额四万多港币，扣除租金、人工、货款，净利润不到一万。跟他在深水埗摆摊的时候差不多，但那是他一个人干十几个时的成果，现在是一家店、两个店员自动运转的结果。
他站在店门口，看着橱窗里挂着的Yc风衣样品，忽然想起一件事——他在日本穿的那件风衣，被closet的吉田买手看中了，拿了二十件试卖。如果那二十件卖得好，吉田会补货，甚至会推荐给其他买手店。如果卖得不好……他没有想卖得不好的情况。不是不想，是不敢想。Yc这个品牌，是他从深水埗的地摊上一步一步捧起来的，是他用深圳工厂的血汗浇灌出来的，是他用东京街头的一趟一趟奔走和一杯一杯清酒换来的。它不能卖不好。
他走进店里，把那件风衣从橱窗里取下来，叠好，装进纸袋，带回酒店。
晚上，刘湘在酒店房间里，把那件风衣铺在床上，一件一件地检查。面料、针脚、扣子、腰带、里衬、洗水标、吊牌——每一样都看了好几遍。没有问题。这件风衣从设计到打版到面料到生产，每一个环节他都亲自盯着，老吴带着最好的工人做的，品质绝对不输给日本本土的中档品牌。但品质好不代表能卖得好。在日本市场上，品牌知名度往往比品质更重要。
想起了佐藤商社的那五万件贴牌订单。同样是风衣，贴了别饶牌子，每件只能赚几块港币的代加工费。而Yc的风衣，如果能在日本卖出五百件，每件的利润是贴牌代加工的五倍以上。这就是品牌的差距——不是品质的差距，是认知的差距。日本消费者不认识Yc，不愿意为Yc掏钱，所以他只能卑微地做贴牌、做代加工，赚那些薄如纸的加工费。等到Yc的品牌打响了，等到日本消费者愿意为Yc掏钱了，他就不用再卑微了。
十二月中旬，刘湘再次飞往东京。这一次他没有带样品——该带的都带过了，该看的都看过了。他带的是合同和发票。
佐藤商社的五万件贴牌订单正式签约。签约仪式在佐藤商社的会议室里举行，很简单，双方签字、盖章、交换合同，全程不到二十分钟。但佐藤老头在签完字之后，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的锦盒，打开，里面是一支钢笔。
“刘桑，这支笔送给你。是我们商社成立三十周年的纪念品。希望我们合作愉快。”
刘湘接过锦盒，道了谢，没有当场打开。回到酒店之后，他才拿出来看。钢笔是黑色的，笔身上刻着“佐藤商社·三十周年”的字样，金色的，在灯光下闪闪发亮。他把它放在床头柜上，跟那张Yc Japan的注册证书放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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