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十七日。
香港人记住这一，不是因为什么大事。是因为从这一起，港币不再是自己漂流的船了。港府正式实施联系汇率制度，港元兑美元锁定在七点八。消息公布的那早上，刘湘在酒店房间里听到收音机里的新闻，放下手里的奶茶杯，走到窗前，推开窗，让风吹进来。
九月底那些排队换汇的人，那些押了房子换美金的人，那些在黑市上用十块港币换一块美金的人——他们现在是什么心情？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只知道，他在七块的时候换好了美金，在九块多的时候花掉了那些美金买下了油麻地戏院。港币稳定了，资产价格还没回暖，市场到处都是走资抛售的物业。
联系汇率制度实施后的第三，汇丰的何经理亲自打电话来，油麻地戏院的抵押贷款批了。四百万港币，年利率十厘——比几个月前降了两个点，因为联系汇率稳住了市场信心，银行的资金成本也降了。
拿着这四百万，没有存进银行，而是直接打电话到陈强。陈强帮他物色了三间戏院和三间临街商铺，分布在深水埗、旺角和佐敦。每一间的价格都在一百五十万到两百万之间，总价加起来大约一千万。他付了三成半首付——剩下的用银行贷款支付，钱就花完了，日本那边每季度10万件的三成首付款都用来采购原材料了。
三间戏院，每一间都比油麻地戏院，有的只有三百多个座位，有的甚至不到两百个。但它们的位置好，都在居民区，周边人流量稳定。设备虽然旧，但还能用。刘湘打算先维持经营，等现金流稳了，再慢慢翻新。
三间临街商铺，都在深水埗和旺角的热闹地段。其中两间已经租出去了，租金收入刚好覆盖银行贷款的利息。另一间空着，刘湘打算自己开家服装店，毕竟他都已经好久没自己销售了，而且自己的品牌在本土到现在还没店面，也太奇葩了。郑律师的办公室里坐了一整个下午。三间戏院、三间商铺的契据，摞起来有半尺高。他一份一份地签字，手都写酸了。郑律师在旁边一份一份地盖章，动作机械而精准，像一台老式打印机。
签完最后一份，刘湘靠在椅背上，看着桌上那堆文件。
油麻地戏院，一间。深水埗戏院，一间。旺角戏院，一间。佐敦戏院，一间。临街商铺，三间。这些资产现在的总价值，大概在一千两百万港币左右。他的首付投入是五十万美金。剩下的是银行贷款，月供大约七八万港币。而这几间戏院和商铺每月的租金和票房收入，加起来大概在十五万到二十万之间。扣除月供和运营成本，每月还有几万块的净现金流。
不多，但稳。
深水埗的黄昏，边有一抹淡淡的橙红色，霓虹灯已经亮了，街上的人流开始多起来。茶餐厅的伙计在门口摆出折叠桌，卖鱼黄叔在收摊，钟伯在炒栗子。阿强站在街角，叼着烟，跟板寸头着什么。
这座城市在经历了两个月的恐慌之后，终于慢慢安静下来了。联系汇率像一根锚，把飘摇的船固定在了七块澳位置上。那些在九块多抢购美金的人，现在大概在后悔。那些在十块黑市上换汇的人，大概在骂娘。但这就是市场——你永远不知道底在哪里，也不知道顶在哪里。你只知道，当所有人都恐慌的时候，你应该冷静。当所有人都冷静的时候，你应该恐慌。
刘湘不恐慌。他站在窗前，看着深水埗的夜色慢慢铺开，心里很平静。不是因为他是穿越者，知道历史的走向。是因为他做了一件事——他把自己从“赚差价的商人”变成了“持有资产的人”。以前他是卖衣服的，今进货明卖，赚的是辛苦钱。现在他持有戏院、持有商铺、持有物业，这些东西每在帮他赚钱，不需要他亲自站在街边吆喝。工人还在赶制日本的订单，衣车还在响，货柜还在装箱，汇丰的贷款账户里还有钱。
他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深圳工厂的号码。
“吴师傅，是我。”
“阿湘，什么事？”
“订单赶得怎么样？”
“日本单的第一批已经出货了，第二批在赶。Yc的一万件，面料刚到，下周上线。”
“辛苦了。吴师傅，年底我给你包个大红包。”
老吴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然后了一句让刘湘没想到的话。
“阿湘，我不要红包。我要股份。”
刘湘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吴师傅，你真的？”
“真的。我在你这里干了一年多，看着这间厂从十几个人做到五百个人。我不想只做一个打工的。我想跟你一起做。”
刘湘靠在椅背上，盯着花板。花板上的吊灯是磨砂玻璃的，灯光柔和不刺眼。
“吴师傅，股份的事，年底再。但你放心，我不会亏待你。”
“校我等你。”
电话挂了。刘湘把听筒放回座机，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深水埗的夜风吹进来，带着一丝凉意和远处烧烤摊的烟火气。远处的霓虹灯在夜风中微微闪烁，红的绿的蓝的黄的，把街道染成一条流动的彩色河流。双层巴士从下面驶过，车窗里透出昏黄的灯光，像一串移动的灯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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