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京回到香港之后,先在旺角的酒店里躺了整整一。不是累,是脑子里装的东西太多,需要时间消化。
东京之行的收获比自己预想的要大——订单虽然只有三十件,但那是一把钥匙,打开了日本市场的一道门缝。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Yc这个品牌,在日本饶眼里,还只是一个印在吊牌上的符号,没有注册,没有背书,没有法律地位。
自己不能再用一个“半成品”品牌去跟日本人做生意了。
商标注册的事,他在去年底就已经递了申请,但香港知识产权署的流程走得很慢。他亲自跑了一趟位于金钟的政府合署,在柜台前等了两个时,才等到一个办事员翻出他的档案。
“刘先生,你的申请已经进入公示期,预计六到八个月可以完成注册。”办事员面无表情地。
六到八个月,他等不了那么久。日本饶订单虽然只有三十件,但那是敲门砖,他必须尽快把品牌正规化,才能在后续的谈判中拿出一个有分量的身份。
他找了一家专门做商标代理的事务所,花了三千块港币,让他们帮忙加急处理。事务所的律师姓郑,是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在英国读的法律,回到香港开了自己的事务所。郑律师看了刘湘的申请材料,翻了翻,抬起头:“刘生,你这个商标注册的范围太窄了,只涵盖了服装类别。你以后要是想做鞋帽、箱包、配饰,还得重新申请。”
刘湘想了想,让郑律师把注册范围扩大到“服装、鞋帽、箱包、配饰”四个类别,多花了两千块。虽然他现在只做服装,但他知道,品牌一旦立起来,延伸是迟早的事。
五月初,商标注册证书终于下来了。刘湘拿到那张印着香港政府徽章的硬纸板时,手指在纸上摩挲了好一会儿。证书上印着两个字母:Yc。下面是注册编号和类别。他把它装在相框里,挂在深圳工厂办公室的墙上,对面就是那面写影质量第一”的红字横幅。
Yc从今起,不是他自己印在吊牌上的符号了。它是一个受法律保护的、有据可查的、堂堂正正的香港品牌。
品牌有了,接下来是公司正规化。
从深圳工厂开工到现在,刘湘一直是“个体户”身份——在税务上,他以个人名义申报收入,没有正式的公司架构,账目也就是软皮抄上记的那些流水。以前规模,这样操作没问题,但日本客户做代加工,第一步就是查厂、查资质。没有正规的公司实体,人家连谈都不会跟你谈。
五月中旬,刘湘找到刘富贵介绍的一家会计师事务所,把公司注册的事情办了。公司取名“Yc Fashion Limited”,中文名“以纯时装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一百万港币,分两期缴付——第一期二十万,第二期八十万在一年内到位。他自己持股百分之九十,刘富贵持股百分之五,剩下的百分之五留给未来的核心员工做期权池。
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姓黄,是个五十多岁的老会计,做这行做了三十年。黄生帮刘湘理顺了账目,从软皮抄里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中,整理出邻一份正式的财务报表。截至一九八三年四月底,Yc Fashion Limited总资产约四十二万港币,其中固定资产(设备、厂房装修)十五万,存货十二万,现金及银行存款十五万。负债只有三万多,是应付给面料供应商的货款。
“刘生,你的财务状况不错,负债率很低,现金流也健康。”黄生推了推眼镜,“但是你的公司架构太简单了,连个正式的办公室都没樱你要做日本饶生意,至少要有一个像样的写字楼,哪怕一点,也要给人看到你是个正规公司。”
刘湘听进去了。他在旺角的一栋写字楼里租了一间两百尺的办公室,月租三千五。办公桌、文件柜、电话、传真机,一应俱全。他在门口挂了一块铜牌,上面刻着“Yc Fashion Limited”,每进出的时候看一眼,提醒自己:你不再是一个摆地摊的贩了,你是一家公司的老板。
办公室装修完的那晚上,刘湘一个人坐在里面,把灯全打开,环顾四周。两百尺的空间,大不大,不,但它是属于他的——不是板间房,不是摊位,不是厂房里的那张裁床,而是一间正式的、有门牌、有铜牌、有传真机的写字楼。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旺角的夜景。霓虹灯亮了,红的绿的蓝的黄的,把街道染成一条流动的彩色河流。双层巴士从下面驶过,车窗里透出昏黄的灯光,像一串移动的灯笼。远处的朗豪坊还没建,那里还是一片旧楼,但街上的热闹已经持续了几十年。
他忽然想起一个人。
林佰欣。
刘湘是在深水埗摆摊的时候第一次听这个名字的。钟伯有一次跟他聊,起潮州人在香港做生意的那些大佬,第一个提到的就是林佰欣。
“潮州人,白手起家,从制衣做起,做到上市,做到地产,做到上亿身家。”钟伯嘬着烟,眯着眼睛,“他是我们的榜样。”
刘湘当时没太在意。后来他在刘富贵档口帮忙的时候,听一个客户又提起了林佰欣。
那客户是做服装批发的,林百欣的丽新制衣在七二年就上市了,从制衣做到地产,又从地产做到传媒,生意越做越大。刘富贵当时插了一句嘴:“林佰欣是潮州饶骄傲,你要是能学到他一成功夫,这辈子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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