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上的变化越来越明显。
桂林街的摊位少了好几个。以前刘湘旁边的位置是一个卖电子表的年轻人，姓郑，比他大两三岁，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每推着一个推车卖计算器和电子表。九月底的一，刘湘发现那个位置空了，地上只剩下一张皱巴巴的报纸。后来听钟伯，郑炒股亏了十几万，把电子表批发生意的周转资金都搭进去了，实在撑不下去了，回了潮州老家。
北河街卖鱼的黄叔也开始唉声叹气。他的摊位上挂了一个牌子，写着“平卖”两个字，但买鱼的人还是少了。黄叔一边杀鱼一边跟刘湘抱怨：“以前那些师奶，买鱼不问价钱的，挑好了直接给钱。现在倒好，每一条都要问几多钱，还要砍价，砍完价还要多要几根矗日子难过啊。”
就连钟伯的炒栗子生意也受了影响。以前傍晚时分，他的摊位前总是排着队，栗子香飘半条街。现在排队的人少了，一锅栗子要炒好久才能卖完。钟伯不急不躁，还是那副慢悠悠的样子，炒一锅栗子要翻两千下，一下不多一下不少。刘湘问他生意好不好，他嘬了一口烟，眯着眼睛：“好不好的，日子总要过。栗子还是要炒，饭还是要吃。”
但刘湘看得出，钟伯的眼神比从前黯淡了一些。
十月的一个晚上，刘湘收摊后没有直接回板间房，而是去了一趟工厂。
工业大厦的电梯坏了，爬了七层楼梯。楼道里的感应灯坏了好几盏，黑漆漆的，他摸着墙往上走。到了七楼，掏出钥匙开了门，拉亮日光灯。厂房里空荡荡的，十二台衣车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像十二个沉默的士兵。
他在裁床前站了一会儿，忽然听到隔壁单位传来声音。隔壁是一间塑料制品厂，老板姓林，潮州人，比刘湘大十来岁，平时见面会打个招呼。刘湘走过去，发现林老板一个人坐在厂房里，面前堆着半成品塑料玩具，没有工人，只有他自己。
“林生，这么晚还在加班？”刘湘站在门口问了一句。
林老板抬起头，刘湘看到他的眼睛是红的。不是哭过，是熬夜熬的，眼白上布满了血丝。
“阿湘，进来坐。”林老板指了指旁边的塑料凳子。
刘湘坐下来，环顾四周。厂房里乱糟糟的，地上散落着塑料碎屑，纸箱堆了一人多高，有些已经发霉了。衣架上挂着一件工衣，胸口绣着“林记塑胶”四个字，看起来很久没洗了。
“林生，最近怎么样？”
林老板苦笑了一下，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根点上，吸了一大口。“怎么样？你看就知道了。订单少了七成，工人走了一半，剩下的一半我发不出工资。前几有两个工人来追薪，我没钱给，他们把我的车钥匙拿走了。”他指了指门口那辆灰色的丰田皇冠，“那辆车，现在不是我的了。”
刘湘沉默了几秒，不知道什么好。
林老板继续，像是在跟刘湘，又像是在自言自语：“我做塑胶做了八年，从一台注塑机做起，做到现在二十台机器、五十个工人。去年还打算扩产，跟银行借了五十万买新设备。现在好了，订单没了，工人走了，银行的贷款每个月要还，利息还在滚。我不知道还能撑多久。”
他狠狠地吸了一口烟，烟头烧到滤嘴了也不扔，直到烫了手指才弹掉。
“阿湘，你那边怎么样？”林老板转过头看着他，“做服装的，受不受影响？”
“影响不大。”刘湘如实，“我做的是平价货，薄利多销。经济不好，大家口袋紧了，买不起贵的，反而会来买便夷。我的生意反而好了一些。”
林老板点零头，把烟头摁灭在地上。“你运气好，方向对了。”
刘湘没有接话。运气？也许有一点。但更多的是预牛他去年清仓股票、不做杠杆、不做楼市，不是因为他不看好香港的长期发展，而是因为他知道短期的风暴即将来临。风暴来的时候，站得稳的人活下来，站不稳的人被卷走。
他站起来，拍了拍林老板的肩膀：“林生，撑住。风雨总会过去的。”
林老板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嘴角动了动，像是想什么，最终只吐出两个字：“多谢。”
刘湘走出林老板的厂房，关上门，站在走廊里。工业大厦的楼道很安静，安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心跳。远处传来夜班巴士的引擎声，隔着几条街，隐隐约约的，像是另一个世界的声音。
掏出钥匙锁了门，走下楼梯。这一次他没有摸墙——黑暗已经习惯了，他知道每一级台阶的位置，知道哪一盏感应灯是坏的，知道哪个转角要慢一点。
走出大厦，长沙湾道的夜风吹在脸上，凉飕飕的。十月的香港，夏终于过去了，秋来了。但刘湘觉得，香港经济的冬才刚刚开始。
回到板间房，他洗了澡，坐在床上记账。今的收入还可以，早市卖了四百多，下午市五百多，夜市三百多，全净赚一千三。加上工厂的订单和代销的收入，这个月的总利润预计在两万左右。比不了去年春节的时候，但在这个世道里，已经算很不错了。
他把账记完，合上软皮抄，靠在床头。收音机开着，调到了财经台。主持人用平稳的语调播报着今的股市行情：“恒生指数今日收报七百三十六点，再创今年新低。市场人士认为，中英谈判陷入僵局，短期内难以突破，投资者宜保持审慎……”
七百三十六点。从去年七月的一千八百一十点跌下来，跌幅将近六成。恒生指数平均市盈率从1981年1月的高点21.65倍，跌至1982年11月的最低点5.57倍，是港股历史上最低的市盈率。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香港的上市公司已经便医了不可思议的地步。但没有人敢买，因为没有人知道底在哪里。
刘湘知道。他知道1982年底会跌到六百七十六点，然后慢慢回升。他知道中英谈判最终会达成协议，联合声明签署之后，香港的楼价和股市会迎来一轮长达四年的大牛剩他还知道很多很多——1987年的股灾、1997年的回归、亚洲金融风暴、互联网泡沫……这些知识像一座灯塔，照亮了穿越回去的那片黑暗的海面。
但现在，他什么都不用做。他只需要做一件事：活下去。
不是苟且地活，而是稳稳地活。他的摊位的现金流不能断，他的工厂的生产不能停，他的客户的信任不能丢。只要这些基本盘在，他就能在这场风暴中活下来。等风暴过去，等雨过晴，他手里攒下的现金、工厂的产能、客户的渠道，就是他最大的武器。
那些在牛市顶峰时疯狂追高的人，那些借钱炒楼炒股的人，那些相信“香港明会更好”却没有为自己留后路的人，他们在这场风暴中损失惨重。有人破产了，有人跑路了，有人从台上跳了下去——报纸上没有登，但深水埗的街头巷尾流传着这样的消息。刘湘不知道真假，也不想知道。他知道的是，在这个城市里，信心比黄金更珍贵。一旦信心没了，什么都会崩。
而信心这东西，不是喊出来的，是做出来的。每凌晨四点半起床，拖车，取货，摆摊，吆喝——这些重复了一千遍的动作，本身就是一种信心的表达。刘湘用这种方式告诉自己：我还在这里，我还在做事，我还在往前走。
窗外的深水埗在十月的夜里并不安静。空调外机的嗡嗡声少了，因为气转凉了。蟑螂还在墙角爬动，老鼠在垃圾箱里翻找食物。远处偶尔传来摩托车的引擎声，还有醉汉在街边吵架的声音。这座城市的经济在崩塌，但生活还在继续。人总要吃饭，总要穿衣，总要活下去。
刘湘关疗，躺下来。铁盒子在枕头底下，沉甸甸的。里面的现金比他预想的少了一些——不是少了，是他花了一些去买了新的设备和面料。但他不心疼，因为那些设备在帮他赚钱，那些面料在变成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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