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市连站带喊三个多时，腿是酸的，嗓子是哑的，肩膀被扁担压出一道红印。但自己一直睡不着，脑子里一直在转——今哪个款卖得好，哪个款没人问，明要不要调整比例。针织衫卖得最快，牛仔裤其次，夹克偏慢。明少拿夹克，多拿针织衫。
午饭是楼下茶餐厅的叉烧饭，十三块钱，送一碗例汤。坐在茶餐厅的卡座上，对着那碟叉烧饭狼吞虎咽。老板娘阿萍跟他熟了，偶尔多给他浇一勺卤汁，“后生仔多吃点，太瘦了”。自己一边吃一边看手表——下午三点出摊，还有一个半时。
十二点四十五分，吃完回到板间房。这次真睡着了，衣服都没脱，直接倒在床上。电子表没设闹钟，但脑子里有一个生物钟，两点半准时醒来。睁开眼，花板上那道裂缝还在，隔壁的收音机还在放粤曲，一切都跟早上离开时一模一样。
洗脸，穿鞋，挑担，出门。
下午三点到七点，他在桂林街摆摊。这个时段的人流跟早市不一样——早市是买材主妇，下午是逛街的年轻人、下班的白领、放学的中学生。货品的展示方式也要调整，早上叠着摆，下午要挂起来，用衣架挂在路边栏杆上，一眼就能看到款式。
桂林街的下午很热闹，卖炒栗子的钟伯已经在了，卖袜子的阿芳也在了。刘湘跟他们打了个招呼，把摊位支起来。钟伯递给他一根烟，他摆手不抽。钟伯自己点上，吐着烟圈：“后生仔，你一出来几趟？”
“三趟，早盛下午、晚上。”
“三趟？”钟伯瞪大了眼睛，“你不要命啦？早上五六点到晚上十一二点，一十几个钟头，你吃得消？”
“吃得消。”刘湘笑了笑，没多。
钟伯摇了摇头，嘬了一口烟，没再问了。
下午的生意比早市难做。年轻人挑剔，要看款式要讲牌子，还会拿你的货跟店里的比。刘湘就一句话：“一样的货，店里卖四十八，我卖三十二，你哪个划算？”这招管用，大部分人就掏钱了。但也有人嫌是地摊货，翻个白眼就走了。刘湘不恼，继续招呼下一个。
下午五点到七点是高峰期，下班的人路过，顺便买点东西。刘湘嗓子喊哑了，就喝一口自带的水——水里加了一点盐，土办法，是护嗓子。蹲在摊位后面，看着来来往往的脚，皮鞋、布鞋、运动鞋、拖鞋，各种鞋底在自己眼前晃过。偶尔有一双脚停下来，他就抬起头，露出一个笑脸：“随便睇，随便试。”
七点收摊。这个时间点是掐好的——七点之后黑了，但夜市还没开始，中间有一个时的空白期。自己就用这一个时吃饭、休息、补货。
晚饭在桂林街尾的大排档解决。一碗云吞面，十二块，面多汤浓，云吞里包着整只虾。吃得很快，三分钟解决战斗，然后坐在塑料凳上发五分钟的呆。大排档的电视里在播《欢乐今宵》，卢海鹏在扮鬼扮马，食客们笑得前仰后合。刘湘看着屏幕，脑子里却在算账——今的利润大概有六百多，一个月下来能有一万五到两万。对于一个摆地摊的来，这已经是高收入了。但代价是每工作十五六个时，没有休息日。
想起自己上一世做服装生意，坐在办公室里吹空调，动动手指头就是几十万的单子。现在呢？蹲在街边，风吹日晒，嗓子喊哑，肩膀压肿，赚的是血汗钱。但自己不抱怨——这是他自己选的路。况且，他也没有抱怨的资格。没有本金，没有背景，没有人脉，只有一张身份证和一身的力气。在这个城市里，力气是最不值钱的东西，但又是唯一能拿来换钱的东西。
如果有一万块本金，自己就可以直接租个铺面，不用每躲贩队，不用交坨地费，不用风吹日晒。如果有五万块，自己就可以做批发，不用自己一件一件地卖。如果有十万块，他就可以去深圳闯一闯，那边市场更大，机会更多。
但现实是，自己的铁盒子里只有不到四千块。
没有如果。
般整，夜市开始。
深水埗的夜市和白完全不同。白的街市是嘈杂的、忙碌的、充满了生活的烟火气。夜市则是另一番景象——霓虹灯亮起来，招牌上的字红红绿绿地闪，街边多了烧烤摊和糖水铺，空气里弥漫着孜然和甜香的味道。出来逛的人也变了，白是主妇和老人，晚上是情侣、年轻人、一家大，穿着拖鞋，慢慢悠悠地走。
刘湘的夜市场地在鸭寮街，靠近桂林街的十字路口。这里卖电子零件和二手电器的居多，卖衣服的少，所以他算是个异类。但自己发现一个规律——逛电子零件的多是男人，男人买东西干脆，看上了就买，不怎么看价格。他的男装夹克和牛仔裤，在夜市卖得最好。
夜市摆摊的规矩跟白不一样。白要躲贩队，晚上反而没人管，因为夜市是约定俗成的，只要不影响交通，警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夜市的“坨地”换了人，不是阿强那拨人，是另一拨，姓陈，收两百块一个月。刘湘交了钱，相安无事。
晚上般到十一点是黄金时段。鸭寮街的人流从般开始增多，九点到十点达到顶峰，十一点后逐渐稀少。刘湘把摊位摆好，挂上一盏用电池的白炽灯——他在鸭寮街淘来的，二十块钱，贼亮——把衣服照得清清楚楚。
“过嚟睇下啦！香港时装！男装女装都有！靓仔靓女过嚟睇下！”
他的吆喝声在夜市的嘈杂中不算响亮，但胜在频率高。别人喊三声他喊十声，别人休息他不停。自己知道夜市的生意靠的就是一个“勤”字——你喊得多，被人看到的机会就多；你态度好，人家就愿意停下来。
晚上十点，一个穿着花衬衫的年轻人带着一个女孩走过来。女孩看中了一件白色的针织衫，拿在手里反复看。年轻人问价，直接喊了三十五。年轻人二话没，掏出四十块，不用找了。刘湘愣了一下，还是找了五块给他。年轻人笑了笑，搂着女孩走了。
这种事在夜市偶尔发生——不是因为他们大方，而是因为他们不在乎这几块钱。刘湘把这种客户归为“优质客户”，服务态度一定要好，不定下次还来。
十一点，人流明显少了。刘湘开始收摊。今夜市卖了二十多件，营业额七百多，净赚将近三百。加上早市和下午，全总营业额两千出头，净赚八百多。
在心里算了一下：今摆了早市三个半时、下午四个时、夜市三个时，加起来十个半时，加上来回走路、整理货物、吃饭休息的时间，实际在外时间超过十四个时。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
但自己不觉得累。不是不累，是顾不上累。每一分钟都在忙，每一块钱都要算计，哪有功夫想累不累？
收好摊，挑着空了一半的蛇皮袋往回走。路过桂林街的糖水铺，停了下来，买了一碗红豆沙，两块五毛钱。糖水铺的阿婆认识他了，多给了他一勺汤圆，：“后生仔，你日日做到咁夜，食碗糖水补下。”
端着碗，站在街边，一口一口地喝。红豆沙又甜又烫，从喉咙暖到胃里。街上的行人渐渐少了，路灯的光在夜风中微微晃动，像是困了。深水埗的夜风吹过来，带着一丝凉意和烧烤摊的余烟。
回到板间房，已经快十二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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