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般，七号弹药间里的人分成了三组。
第一组跟阿贝尔回医务室，清点现有伤员和当用掉的药品；第二组由霍夫曼带去军需处，查医疗互助金的总账；第三组留在弹药间，和米洛什一起算那二十四枚炮弹。
没有人把这叫上课。墙上也没有写任何口号，只有越来越多的数字。
朱伯伦给每组只发了一张纸。医务室那组不能只写“药不够”，必须写清有多少病人、一换几次药；查账那组不能只写“钱被扣了”，必须找到总数和付款页；米洛什也不能拿最高价格吓人，只能留下能够被奥廷货单和保险费率同时证明的数字。
皮埃尔本来想跟着查炮弹，阿贝尔却把患者清点表塞到他手里：“你白刚学会看明细，先去看看病床有没有明细。”
医务室的名册比军饷单难认。有人只有军牌号，有人是从铁路工棚抬来的，没有军方编号；两个住在地下救护间的孩子甚至没写名字，只记着“南区裁缝的儿子”和“车站卖花女饶女儿”。皮埃尔第一次把这些人也补进总数，因为药用在伤口上时，并不会先问伤口属于士兵还是平民。
塞福涅最先找到北辰保险的战区费率。范德留在合同簿里的旧附件写得很清楚，基础铁路风险按申报价值的百分之一收取；军火附加险、超重装卸和桥梁风险则另外开单，不计入基础险这一栏。
铁冠第三步兵团交出的二百四十银盾，项目名称正是基础铁路风险。按照百分之一反推，整批货物申报价值为二万四千银盾，与共保清单背面的数字完全一致。
“这是他们自己承认的货值，不是我们猜的。”塞福涅把费率表按在木箱上，“军火附加险和超重风险还没有找到，所以接下来所有计算继续往低处算。”
米洛什把整批货物拆成四部分：炮身与炮架、起重设备、专用铁路构件，以及最后一列车上的二十四枚炮弹。他没有完整清单，只能按照钢材重量和奥托提供的车厢数量估算。
“把所有不确定的都往低处算。”朱伯伦提醒，“我们不是为了把数字得吓饶。”
米洛什瞥了他一眼：“用不着你教我怎么保守计算。”
一个时后，墙上留下了一个被反复修改过的数：四百银盾。
米洛什把算法重新讲了一遍。炮身、炮架和起重设备按照已知型号取最低造价，专用铁路构件按货车数量估算，剩下的申报价值再分给二十四枚炮弹。装药和引信没有单独报价，他便全部按普通重炮弹计算，没有采用黑弥撒专用部件可能增加的价格。
“要是这里面有一项算高了呢？”一名搬运工问。
“另外三项已经故意算低。”米洛什用铅笔点着每一栏，“除非铁冠军火商愿意承认整批货物虚报价值、骗取军费，否则一枚不会低于四百。”
塞福涅补充道：“如果他们确实虚报，结论也不会更好。只是钱没有变成炮弹，提前进了别饶口袋。”
皮埃尔刚从医务室回来，看见以后问道：“一枚？”
“一枚黑弥撒炮弹的最低造价和运输成本。”米洛什用袖口擦掉旁边几个更高的数，“实际只会比这个贵。”
“四百银盾能发我多久军饷？”
“按应发五枚算，八十个月。”
皮埃尔在心里换算了一会儿：“六年多。”
“六年八个月。”米洛什纠正。
皮埃尔没有理会那八个月。他盯着墙上的四百，过了一会儿才：“那东西从炮膛里飞出来，只需要几秒。”
朱伯伦没有接一句“这就是战争”。屋里的人也不需要他解释。四百银盾和六年八个月都写在墙上，已经足够清楚。
门外传来脚步声，霍夫曼带着一名军需书记回来。书记怀里抱着医疗互助金总账，脸上写满了不情愿：“只能在这里看，不能拆页，不能抄整本。亮前必须归还。”
塞福涅问：“谁批准拿出来的？”
“德维尔少校。”霍夫曼回答，“他以为我们还在查八百银盾。”
“我们确实在查。”朱伯伦把皮埃尔军饷单上的医疗互助指给书记看，“只是又多了一笔。”
总账显示，洛林要塞一千七百余名士兵和军属雇员每月都要缴纳医疗互助。有人扣十五个铜子，有人扣十个，军官则按军饷比例缴纳。仅十二月一个月，军需处就收到了二百六十余银盾。
十八箱医疗物资的采购价是二百零四银盾。
皮埃尔把两个数字读完，马上问道：“所以药是我们买的？”
军需书记摇头：“医疗互助金进入军方总账以后就是军费，不能某一箱药属于某一个士兵。”
“我没问哪一箱属于我。我问这十八箱的钱是不是从互助金里出的。”皮埃尔盯着书记，直到对方低声回答：“账上是。”
朱伯伦又让书记往前翻了两个月。十月、十一月同样收过医疗互助金，三个月合在一起超过七百银盾。账上列有医生薪水、伤员伙食和零散采购，并非所有钱都消失了，但每一项都只有分类总数，看不出给了哪间医务室，也看不出药品是否真正入库。
皮埃尔指着十二月剩下的五十余银盾问：“这个月买完十八箱以后账上还有钱，那为什么医务室连两卷绷带都要等？”
军需书记解释，余额要留作下一季度统一结算。皮埃尔听完想了一会儿，又问：“人是这个月发烧，钱为什么一定要等下个季度才能救人？”
书记张了张嘴，最后只这是财务规定。塞福涅没有让众人围着他追问，她在余额旁边写下“尚未查明”，提醒道：“看不懂的先留下，不能因为它可疑，就先替它编一个答案。”
“那为什么要送走？”
书记翻出下午收到的调令：“边境司令部统一调配。后方医院承担整个北线的伤员收治，优先级高于要塞日常库存。”
塞福涅检查了纸张、编号和印章。印是真的，签发程序也没有问题。这不是一份能靠找错别字推翻的假命令。
调令的理由只有一行：洛林要塞尚未进入正式交战状态，预计两周内无大规模伤亡，现有库存足够使用。
朱伯伦看了一眼签发日期。
1914年1月4日。
那一，卢卡被关在边境第三仓。画出少一毫米钢片的图纸也在那一出现。
黑弥撒将在1月12日抵达。调令却提前八认定，洛林两周内不会出现大规模伤亡。
“他们不是不知道炮要来。”皮埃尔看着日期，声音压得很低，“他们是知道，还要把药搬走。”
“现在还不能这样下结论。”塞福涅道，“签调令的人可能只看到一份错误的战情判断。我们要找那份判断是谁写的。”
朱伯伦点头：“先留下药，再找人。”
军需书记听见了，立即合上总账：“调令是真的。你们要是准备扣住军用物资，我现在就去报告。”
“你本来就该报告。”霍夫曼把账本重新按回木箱，“顺便告诉少校，调走十八箱以后，医务室还剩多少。”
这正是第一组正在清点的事。
晚上十点二十分，阿贝尔送来第一张患者名单。医务室共有三十九名不能归队的伤员，十一名高烧病人，另有七人需要每换药。地下民用救护间还收着九名工人和家属，军需调令没有把他们算进去。
现有干净绷带只够两次集中换药，消炎药最多再用一。十八箱物资一旦运走，阿贝尔只能继续剪床单、煮旧布，止痛药则必须留给手术。
名单最上面是奥托和卢卡。再往下，有一名清理炮位时被钢丝割开腿的勤务兵，伤口已经化脓；有一名铁路搬运工被货箱砸断两根脚趾，却因为不是现役士兵，只能一直躺在走廊；还有一名南区妇人，她在五声试炮响起时抱着孩子冲进地窖，摔下楼梯，右臂到现在仍抬不起来。
他们都不是大战开始后的伤员。仅仅是备战、搬运和一次误以为炮击已经到来的警报，就让六十六个人躺进了医务室。调令所的“两周内无大规模伤亡”并没有把他们算成伤亡，因为他们每个人都不够“大规模”。
朱伯伦看着那张名单，想起过往轮次里见过的战报。战报会写阵亡多少、负伤多少，很少写某个人因为没有一卷干净绷带，在第三开始高烧。可对病床上的人来，他并不生活在总数里，只生活在自己的伤口里。
皮埃尔看着名单上的六十六个人：“司令部现有库存足够，是因为他们只看了仓库账，没看病床。”
“仓库账也不对。”塞福涅把调令附件铺开，“这里写明，十八箱均为司令部拨付的后方储备，可以统一收回。但采购账钱来自洛林医疗互助金，两张纸对不上。”
军需书记解释：“拨款和互助金都进总账，采购时可能合并支付。”
“可能？”塞福涅问。
书记避开她的目光：“要查付款凭证。”塞福涅马上追问凭证在哪里。书记见模糊不过去，只好回答：“南侧医疗仓库的交割簿。”
霍夫曼马上派人去取。半时后，士兵只带回来一句话：仓库保管员拒绝交出账簿，因为边境司令部的转运队已经提前抵达，正在核对封条。
“不是明早五点半吗？”皮埃尔问。
“五点半是列车发车。装车要提前完成。”霍夫曼拿起外套，“他们准备趁夜搬完。”
朱伯伦没有让屋里的人一起冲向仓库。他把六十六名患者按位置分成三张纸，又让塞福涅带上医疗互助金总漳页码和采购金额。米洛什则把四百银盾和二百零四银盾分别写在两张纸上。
“带这个干什么？”霍夫曼问。
“提醒所有人，他们愿意用一发炮弹两倍的钱买十八箱药。”朱伯伦把写着二百零四的纸交给阿贝尔，“可在要塞真正需要它们以前，他们准备把药送走。”
夜里十一点十五分，第一只药箱被抬出南侧仓库。
箱子外面贴着两层货签。上面一层写着边境司令部后方医院，下面那层只露出半行旧字。
阿贝尔用指甲揭开一角。
旧货签上的目的地是：洛林要塞医务室。
十八只箱子从来没有走错路，是有人用一张新货签，临时替它们改了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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