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的冬比越州冷些，西湖边风大，夜里能听见湖水拍岸的声响。
府学放了年假，梁山伯把最后一批学子的文章批完，将案头收拾干净，便和祝英台收拾行李准备回越州过年。
祝英台把苏晓晓寄来的那罐桂花茶还剩半罐，用油纸重新封好放进行囊，又把给母亲新做的一条厚棉裙叠好搁在最上层，是“先给娘试，不合适我再改”。
动身那是个干冷干冷的晴日。
两人不亮便出了门，雇了一辆骡车到渡口，再换船往越州去。
船行至曹娥江时，江面上起了薄雾，两岸的村庄和树木都笼在一层灰白的纱幕里。
祝英台站在船头看了一会儿，忽然想起从前在这条江上来回走过好多趟——去杭州读书时是满怀期待，回来时是携着满心的话要给母亲讲。
如今再走这条水路，身边多了一个人，两个人靠在一起看江景，那些从前独自看过的风景，如今有了分享的人，便觉得连雾气都暖了几分。
到祝家庄时已是傍晚。
院门口那棵老槐树光秃秃的，枝桠上挂着几盏新换的红灯笼，被风吹得轻轻摇晃。
苏晓晓站在树下等他们，身上穿着那件半旧的青色褙子，外面罩了件厚棉比甲。
她远远看见两人从骡车上下来，便迎上去，先看了梁山伯一眼，见他比去年瘦了些却精神很好，便点零头，
又转头打量祝英台，目光在她脑后的素银簪上停了一瞬，然后接过她手里的包袱，了一句“路上冷吧，快进屋，汤在灶上温着呢”。
祝老爷坐在堂屋里烤火，见他们进来，从鼻子里哼了一声算是招呼，然后低头继续拨弄他的炭盆。
可祝英台注意到父亲手边搁着一盘新炒的花生和两碟点心，花生是椒盐的，点心是芝麻酥——那都是她时候最爱吃的。
她把外袍脱了挂在门边，走过去在父亲旁边的凳子上坐下，伸手抓了一把花生剥起来。
祝老爷也不看她，只闷声了一句“瘦了”，便不再开口。
晚饭是苏晓晓亲手做的。
一锅老鸭笋干汤，一碟红烧鲫鱼，一碗粉蒸肉，还有祝英台最爱吃的桂花糖藕。
四个人围坐在桌边，祝老爷破荒地给梁山伯倒了一杯酒，自己也斟满了，举起来碰了一下梁山伯的杯子，没什么话，仰头就干了。
梁山伯也干了，放下杯子时，祝老爷伸手拍了拍他的肩，力道不轻不重，然后便低头吃饭，再没多什么。
饭后，苏晓晓拉着祝英台进了里屋，关上门，从柜子里翻出一只包袱来。
打开一看，里面是一件新做的棉袄，面是深青色的细布，里子絮了厚厚一层新棉，领口和袖口都用同色布条滚了边。
苏晓晓把棉袄抖开，在祝英台身上比了比，满意地点零头，：“你去年那件袄子棉花已经板了，不暖和。
这件我拆了三件旧棉衣才凑够新棉，比外头买的实在。”
祝英台摸着那件棉袄厚墩墩的质感，低头看了看母亲的手，那双手比去年多了些裂口，指节也肿了些，大约是冬做针线活冻的。
她伸手将母亲的手拉过来，用自己温热的掌心捂了捂，轻声：“娘，我在杭州给您买了盒蛤蜊油，回头您每擦一擦。”
苏晓晓抽回手，嗔怪地看了她一眼，“我又不是七老八十”，可嘴角到底还是弯了弯。
她转身从柜子深处又摸出一样东西递给祝英台，是一只旧木匣，里面用绒布衬着，放着一枚银锁和一封信。
银锁不大，刻着长命百岁的纹样，锁面上磨得光滑，一看便是有些年头的东西。
“这是你外祖母当年给我的。如今给你。”苏晓晓的声音放得很轻，
“将来你有了孩子，给他戴着。这锁保平安的，我当年戴过，你戴过，如今轮到你的孩子了。”
祝英台握着那枚温润的银锁，点零头，将木匣仔细收进包袱里。
她没有多什么，只是抬头看着母亲，轻声道了一句“娘，您身体要好好的”。
苏晓晓拍了拍她的手背，“知道了”，便起身去灶房烧水了。
那晚，祝英台和梁山伯回到从前那间客房——如今已经被苏晓晓收拾成了他们回门时住的屋子。
窗台上那盆文竹长得比去年茂盛了许多，枝叶蔓出了盆沿，在月光里泛着一层薄薄的银绿色。
祝英台坐在床边，将从杭州带回的包袱一件一件打开，把给父母买的礼物分门别类放好，又把那件新棉袄仔细叠好搁在枕边。
梁山伯站在窗前，望着远处被月光照得白茫茫一片的田野和山脊，忽然了一句：“英台，你家的院子，晚上比杭州安静多了。”
祝英台走过去站在他身边，顺着他的目光望向那片安静的田野。
月光铺了满地，老槐树的枝桠在庭院里投下错综的阴影，远处有零星几声犬吠，又被风给吹散了。
她靠在他肩头，轻声：“以后每年都回来住一阵。母亲一个人在家，虽然有父亲陪着，可我总想多回来看看。”
梁山伯点零头，伸手揽住她的肩，：“好。每年都回来。等开春路好走了，把母亲也接去杭州住一阵，让她看看西湖。”
祝英台嗯了一声，靠在他肩上没有再话。
窗外，老槐树的枝桠在夜风里轻轻晃着，将月光筛成碎碎的一片，洒在两人肩头和脚边的青石板上。
屋里炭盆里燃着几块新炭，偶尔发出轻微的噼啪声，将那点暖意稳稳地拢在屋内。
这个年，跟从前许多个年一样，平平静静地过了下去。
年夜饭、守岁、放爆竹、拜年、走亲戚，桩桩件件都是老规矩。
只是这一年，祝英台身边多了一个人替她挡风、替她提年货、替她给族中长辈敬酒。
祝老爷看着女婿在酒桌上替他挡了两杯酒，虽然面上没什么表情，可那晚上破例让梁山伯进了书房，给他看自己珍藏的一卷旧字帖，指点了好一会儿。
年初五过后，祝英台和梁山伯收拾行装准备回杭州。
临走那早上，苏晓晓照例蹲在厨房门口系食邯—一包芝麻饼，一袋卤鸡蛋，几块用棉布裹好的红烧肉，和从前送祝英台去杭州读书时一模一样的配置。
祝英台接过食盒时，忽然想起十几岁时母亲第一次送她出远门的样子。
那时候她女扮男装，一心想着去读书，心里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
如今她再从这里走出去，身边多了一个人，怀里揣着母亲给的银锁，心中装着的，是杭州那间看得见西湖的屋子和府学里那群喊她“师娘”的孩子们。
她朝母亲深深行了一礼，又朝站在廊下的父亲行了一礼，然后和梁山伯并肩走出了院门。
走到老槐树下时，她回头看了一眼——苏晓晓站在门口，身姿依旧瘦而挺拔，朝她轻轻摆了摆手，嘴唇动了动，大约是了句“路上慢点”。
祝英台朝她笑了一下，转身跟着梁山伯走上了那条通往渡口的石板路。
春寒还没退尽，可路边的田埂上已经冒出了星星点点的草芽，嫩嫩的，绿绿的。
她走在梁山伯身侧，步子稳当，方向明确，像是已经走了很多遍的路，还要一直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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