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利玛窦的这段日子，我开始整理自己脑子里的东西。
是整理，其实更像是盘点——盘点我这个穿越者到底带了多少过来，哪些能用，哪些不能用，哪些现在就能用，哪些得等条件成熟了再用。
我前世是结构工程师，本科学的土木工程，研究生学的结构力学。专业知识方面，我最擅长的是力学和材料——结构力学、材料力学、流体力学的基本原理我都记得，虽然具体的公式和参数忘了不少，但核心概念还在。
除了专业知识，大学里学的基础课也还记得一些——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大学物理、大学化学、工程制图。这些课当年学的时候觉得没用，现在回想起来，每一门都是宝贝。
还有一些——前世看书、看纪录片、刷知乎积累的零碎知识。比如炼钢的原理、火药的配方、蒸汽机的结构、电报的原理、疫苗的概念……这些东西我知道个大概，但细节不一定准确。
我找了一个晚上，把能想到的东西分门别类地列了出来。当然不能写在纸上——万一被人看到了，皇帝写了一堆奇怪的东西这种消息传出去，麻烦就大了。我只是在脑子里过了一遍，然后把最重要的几个方向记住了。
第一，冶金。这是目前最紧迫的——高炉炼铁和转炉炼钢已经成功了，接下来要做的是提高产量和质量。更远一点，还有坩埚钢——用坩埚密封熔炼，加入微量元素，得到更高品质的钢。这个技术我知道原理，但具体的配方和工艺需要反复试验。
第二，火器。这是冶金的下游——有了好钢，才能造好枪好炮。膛线、燧发枪、野战炮，这些东西我都知道原理，但每一样都需要大量的工程实践。
第三，动力。蒸汽机是终极目标，但现在还太早——蒸汽机需要精密加工能力，而精密加工需要好的机床，好的机床需要好的钢材。所以蒸汽机得排在冶金和火器后面。
第四，农业。番薯、玉米、土豆这些美洲作物，能大幅提高粮食产量。但引进这些作物需要海上通道——得先开海，才能从菲律宾或者其他地方弄到种子。
第五，医学。消毒、疫苗、基本的外科手术——这些东西能救很多饶命，但推广起来阻力很大，因为和传统医学的理念完全冲突。
第六，航海。改良帆船、六分仪、航海图——这些是开海政策的物质基础。
六个方向，每一个都是一棵巨大的科技树，每一棵树都有无数的分支和节点。我一个人，就算把前世的知识全部掏出来，也只能点亮其中很的一部分。
而且我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我的知识是碎片化的。
我知道高炉炼钢的原理，但不知道耐火砖的最佳配方。我知道蒸汽机的结构，但不知道气缸密封的具体工艺。我知道膛线能提高精度，但不知道怎么在枪管内壁刻出均匀的螺旋线。
这些才是真正决定成败的东西。原理谁都能懂——我花三就能让赵铁柱理解高炉的原理——但把原理变成现实，需要无数的细节、无数的试验、无数的失败和修正。
我一个人搞不定。
赵铁柱能帮我解决冶金方面的工程细节，但他不懂理论，不能帮我思考更深层的问题。戚继光能帮我解决军事方面的需求，但他不懂科学，不能帮我设计武器。王福……王福能帮我端茶倒水。
我需要一个真正懂科学的人。
一个能和我讨论原理的人。一个能帮我把碎片化的知识串联起来的人。一个能在我往铁水里吹风能炼钢的时候，不是问为什么，而是问吹多久吹多大的风怎么判断碳含量到聊人。
利玛窦可能就是这个人。
当然，他的知识水平和我差了几百年。他不知道热力学定律，不知道元素周期表，不知道电磁学。但他知道基本的数学和物理——欧几里得几何、阿基米德力学、托勒密文学。这些东西虽然在现代看来很初级，但在1583年的中国，已经是最先进的科学知识了。
更重要的是，他有科学思维。
他知道什么叫假设、验证、推理。他知道怎么用数学描述物理现象。他知道实验和观察的重要性。这些东西，是这个时代的中国学者所缺乏的——中国的学术传统偏重经学和文学，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几乎是空白。
有了利玛窦，我就有了一个翻译器——我可以把现代科学的概念成他能理解的语言，然后通过他，再成这个时代的工匠和学者能理解的语言。
这个过程会很慢，但总比我一个人硬扛要好。
我还想到了另一件事——利玛窦不是一个人来的。
耶稣会在全球有一个庞大的网络，传教士们分布在欧洲、亚洲、美洲、非洲。他们之间通过书信保持联系，交流信息。如果我能和利玛窦建立良好的关系，就等于打通了一条通往欧洲学术界的信息通道。
我可以通过他了解欧洲最新的科学进展——虽然以这个时代的通信速度，可能意味着两三年前的消息，但总比完全闭塞要好。
我甚至可以通过他定向采购一些东西——比如欧洲的科学书籍、精密仪器、矿物样本。这些东西在欧洲可能不值什么钱，但对我来价值连城。
当然，和利玛窦打交道也有风险。
他是传教士，来中国的目的是传教，不是搞科眩他会想在中国传播主教，会想让皇帝信教，会想建教堂、发展教徒。这些事情我不能答应——不是因为我反对宗教自由，而是因为在明朝的政治环境下，皇帝信洋教等于自杀。朝廷里的文官们会疯的。
所以我得把握好分寸——利用他的知识，但不被他的宗教目的牵着走。给他足够的尊重和优待，让他愿意留在中国、愿意为我效力，但不给他传教的特权。
这个平衡不好把握，但我有信心。
毕竟，我是皇帝。在这个时代，没有什么比皇帝的支持更有吸引力的了。利玛窦想在中国传教，就必须得到皇帝的许可。而皇帝的许可，是有条件的。
我的条件很简单——你教我科学，我让你传教。当然，传教的范围和方式得由我来定。
公平交易。
想到这里，我忍不住笑了。
前世我是乙方，被甲方折磨。现在我是甲方——不，我是甲方中的甲方，我是皇帝。利玛窦要是知道他即将面对的是一个穿越者，不知道会是什么表情。
八月初的一个晚上，我坐在御书房里，面前摊着一张白纸。
我在纸上画了一个简单的图——一个圆，代表地球。圆上标了几个点——中国、欧洲、美洲、非洲、印度。点和点之间用线连起来，代表航线。
这是一张极其粗糙的世界地图，比例完全不对，位置也不准确。但它代表了我脑子里的世界观——一个球形的、互相连通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中国不是中心，但可以成为中心。
前提是，我得打开这扇门。
利玛窦，就是那把钥匙。
我把纸折好，放进抽屉里，上了锁。
窗外的月光很亮，照在窗纸上，把窗棂的影子投在地砖上，一格一格的，像棋盘。远处传来更鼓声，咚——咚——咚——，沉闷而规律。院子里有虫子在叫，唧唧唧唧的，不知道是蛐蛐还是蝈蝈，叫得很欢快。
夜风从窗缝里钻进来，带着一丝凉意——八月了，秋快到了。
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脑子里翻来覆去想的，不是朝堂上的事，不是银子的事，不是工坊的事，而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见到利玛窦之后，第一句话什么？
你好，朕是大明皇帝？太正式了。
朕听你精通文历算？太功利了。
朕对你们西洋的学问很感兴趣？太谦虚了。
想来想去，我觉得最好的开场白应该是一个问题。
一个他一定会感兴趣的问题。
一个能让他意识到这个皇帝不一般的问题。
我想了很久，最后想到了一个。
利先生，朕听你们西洋人认为大地是一个球——朕想问你，如果大地真是一个球，那球的另一边的人，为什么不会掉下去？
这个问题，在现代人看来很幼稚——万有引力嘛，地球的质量产生引力，把所有东西都吸在表面上。
但在1583年，这个问题一点都不幼稚。因为牛顿还没出生，万有引力定律还要一百年才会被发现。利玛窦知道地球是圆的，但他不一定能解释清楚为什么人不会掉下去——这个问题在他那个时代，连欧洲最顶尖的学者都没有完美的答案。
这个问题的妙处在于——它既展示了我对科学的好奇心，又不暴露我的真实知识水平。利玛窦会觉得这个皇帝很聪明、很好学，但不会觉得他知道得太多。
而且，这个问题会引出一场很长的对话——从地球的形状，到体的运动，到力学的基本原理，到数学的应用……一个问题，能聊一整。
我满意地笑了。
就这个问题了。
利玛窦，朕等你。
万历十一年八月初三。
秋快到了。
工坊在扩建，银子到位了，老赵在炼钢，利玛窦在路上。
所有的棋子都在动。
而我，终于不再是一个人下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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