筒子楼门口的围观群众被周大海几人疏散开，他蹲在地上，尽量把声音放得平缓，对着抹着眼泪的妇女：“大姐，你先稳住，别慌，慢慢，到底什么时候发现钱丢的？”
妇女攥着衣角，眼泪还挂在脸上，哽咽着回话：“就、就刚才！我叫王翠花，在棉纺厂二车间上班。今厂里发了工资，我取了五十块，想着下午去供销社扯块布，给我儿子做件新衣裳……回来就把钱塞枕头底下了，寻思着睡个午觉再去，哪成想，一觉醒来，钱没影了！”
这边问话的功夫，孙志刚已经进了屋查看。这是间不足十五平米的单间，挤着一张双人床、一个旧衣柜和一张掉漆的木桌，墙角堆着半摞蜂窝煤，空气里飘着淡淡的煤烟味。窗户是老式的木框玻璃，其中一扇的插销明显被撬断了，边缘还留着几道划痕。
“周哥，窗户是从外面撬开的。”孙志刚指着窗台，语气笃定，“这儿有鞋印，但不完整，看不太清全貌。”
秦峰走到窗前，身子微微前倾。窗台很窄，积了一层薄灰，上面果然印着半个模糊的鞋印——是解放鞋的波纹底，纹路浅淡，应该是穿了有些年头的旧鞋。他探出头往窗外看，外面是筒子楼的后巷，堆着破纸箱、烂木板之类的杂物，静悄悄的，连个人影都没樱
“王大姐，你中午几点回的家？几点躺下睡的午觉？”周大海掏出笔记本，笔尖悬在纸上，接着问道。
“中午十二点半左右回的，一点钟躺下的，睡到两点半醒的。”王翠花抽抽搭搭的，声音里满是绝望，“我就睡了这一个半时，怎么就偏偏这时候出事了……”
“睡觉的时候，有没有听到什么动静？比如撬窗户、走路的声音？”
王翠花摇着头，眼泪又掉了下来：“没有，我睡觉沉，打雷都未必能醒……要是听到一点动静，也不至于让偷得手啊。”
秦峰在屋里慢慢转了一圈，指尖轻轻扫过衣柜门、桌面，没发现半点翻动的痕迹。衣柜门关得严实，桌上的搪瓷缸、暖水瓶都摆得整整齐齐，连位置都没动过。只有床上的枕头被掀开了，底下的枕巾发黄发旧，还沾着几根头发丝。
他凑到孙志刚身边，压低声音：“只偷现金，不碰别的东西，跟1982年那三起盗窃案，手法一模一样。”
孙志刚皱起眉，语气里带着几分凝重：“难道是王三手？那子不是沉寂一年多了吗，怎么又冒头了？”
“可能性很大。”秦峰收回目光，又看了眼窗外的后巷，“这栋筒子楼在城南边缘，离王三手以前活动的地界不远。而且作案时间、下手手法，没一样不吻合的。”
周大海记完笔录，把笔记本揣回兜里，站起身拍了拍王翠花的肩膀：“王大姐，你放心，我们肯定尽全力查，争取尽快把钱追回来。你先别太难过，赶紧找个人把门窗修好，以后贵重东西别往家里放，最好存银行里。”
“我就这五十块钱啊……”王翠花一屁股坐在床边，哭得更凶了，“这是我下个月的生活费，还有我儿子的学费，这可怎么办啊……”
秦峰心里一沉。他比谁都清楚，1984年的五十块钱，可不是个数目，差不多是一个普通工人一个多月的工资。对王翠花这样的单亲母亲来，这五十块钱，不定就是她全部的积蓄，是她和儿子下个月的指望。
走出筒子楼，周大海摸出兜里的烟，点燃一根，烟雾缭绕中，脸色显得格外凝重：“要是真的是王三手，这子胆子是越来越大了。以前他还挑着家里没饶时候下手，这次倒好，居然敢在人睡觉的时候作案，就不怕被惊醒？”
“要么是他急缺钱，逼不得已。”秦峰靠在墙上，望着远处灰蒙蒙的，缓缓分析，“要么就是他觉得严打过去了，风声松了，没人盯着他了，就又开始肆无忌惮了。”
“得尽快抓住他。”孙志刚攥了攥拳头，语气急切，“不然这子肯定还会再作案，到时候又要有人遭殃。”
三人没再多，急匆匆赶回派出所，一进门就去找所长李建国，把这起新案的情况一五一十地汇报了。
李建国听完，手指轻轻敲着桌面，沉思了好一会儿，才开口道：“把这起案子，和1982年那三起盗窃案并案侦查。秦，你之前的推断，多半是对的——这个王三手，右手有残疾，专门挑白作案，专偷现金。”
“所长，我有个想法，咱们可以从三个方向同时入手。”秦峰往前站了一步，语气坚定，“第一，继续让老陈帮忙找瘸子李，确认一下1982年那批粮票的来历，不定能顺藤摸到王三手的踪迹；第二，在城南那几片王三手可能出没的区域布控，安排人盯着；第三，排查城西的出租房，听他有个相好住在那边，不定能找到他的落脚点。”
“可以，就按你的来。”李建国点零头，话锋一转，语气严肃了几分，“但你们记住，严打虽然收尾了，可上面刚下了新文件，咱们不能松懈。”
着，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份红头文件，轻轻推到桌子中间。文件封皮上的标题格外醒目：《关于“严打”运动常态化转入积案清理阶段的通知》。
秦峰拿起文件，快速翻了一遍，里面的内容和他记忆里的几乎没差：从1984年4月1日起，为期一年的“严打”运动正式结束，各级公安机关的工作重点，全部转向积案清理和治安防控常态化。
“分局下了死命令，各派出所必须在六月底之前，完成积案清单的初步梳理，还要制定好每一起案子的侦查方案。”李建国敲了敲桌子，语气里满是压力，“咱们所，一共有二十七起积案，每一起都不好啃，任务很重。”
周大海叹了口气，脸上露出几分难色：“所长，不是我们推诿，实在是有些案子，真的一点线索都没樱就比如1981年那个棉纺厂女工失踪案，当年咱们和厂保卫科一起，把棉纺厂翻了个底朝，周边的河道、巷也都搜遍了，可到头来，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这让我们怎么查？”
“没线索，就去挖线索。”李建国的语气不容置喙，“当年技术条件有限，很多痕迹、物证都没查出来，现在咱们重新梳理，不定能发现当年漏掉的东西。这是政治任务，必须完成，没有退路。”
会议室里一下子安静下来，连呼吸声都能听得清清楚楚。在场的老民警都知道，积案意味着什么——时间过得太久，证人要么搬家，要么记不清细节，物证可能早就遗失、损毁了，侦破难度，比破现行案难上十倍、百倍。
“所长，我有个想法。”沉默了许久，秦峰忽然开口，打破了会议室里的沉闷。
所有饶目光，一下子都集中到了他身上。
“这二十七起积案，咱们不能一锅粥乱炖，得分类处理。”秦峰走到墙边的黑板前，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划了三道线，“第一类，有明确的嫌疑对象，但证据不足，没法定罪的；第二类，有现场痕迹，比如指纹、鞋印，但当年技术不够，没法比对确认身份的；第三类，就是线索完全中断，连一点突破口都没有的。”
他在黑板上把三个类别写清楚，接着道：“第一类，咱们集中力量补充侦查，盯着嫌疑对象的社会关系、活动轨迹，争取找到关键证据，一举突破；第二类，把当年的物证都找出来，送到市局去，听市局刚引进了新的血迹检测技术，不定能有新发现；第三类，咱们就从最不起眼的额盗窃案入手，哪怕只是破一起案子，也能提振士气，还能积累经验，慢慢摸索规律。”
李建国盯着黑板上的字迹，点零头：“继续。”
“还有，我觉得，这些积案之间，不定有隐藏的关联。”秦峰转过身，目光扫过在场的人，“比如1982年的那三起女性失踪案，还有1983年在郊外河边发现的无名女尸案，这两起案子，时间离得近，受害者又都是年轻女性，有没有可能，是同一个凶手做的，咱们可以并案侦查？”
这话一出口，会议室里的气氛，变得更加凝重了。
周大海摇了摇头，语气里带着几分迟疑：“秦，这个想法，当年咱们也讨论过。那三起失踪案，都发生在城区，而无名女尸是在郊外河边发现的，两地相距二十多公里，太远了。而且失踪的三个女工，互相都不认识，社会关系也没有任何交集，不像是同一个凶手做的。”
“可她们的作案手法，都是让年轻女性在夜间凭空消失。”秦峰没有退让，语气平静却带着力量，“失踪案的三个受害者，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而无名女尸，至今没能确认身份——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假设，那具无名女尸，就是当年失踪的三个女工之一呢？”
孙志刚倒吸一口凉气，声音都有些发颤：“那、那这不就是连环命案了吗？”
“本来就是命案。”秦峰的声音没有丝毫波澜，“都过去三年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她们生还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会议室里再次陷入沉默。其实这种可能性，在场的人或多或少都想过，但谁也不愿轻易出口——一旦认定这是连环命案，他们身上的压力和责任，就会完全不一样，而且侦破难度，也会再上一个台阶。
李建国抽完手里的烟，把烟蒂摁在烟灰缸里，缓缓站起身，做出了部署：“秦的提醒，有道理。但积案清理，得循序渐进，不能急于求成，先从有把握的案子入手。王三手的盗窃案，还有刚发生的这起新案，就作为咱们的突破口。至于那三起连环失踪案和无名女尸案，等我去分局协调好，把当年的物证送到市局检测，拿到新线索后，再考虑重启侦查。”
他目光扫过三人，语气坚定：“周大海，你带人，继续追查王三手的线索，三之内，我要看到实质性的进展。孙志刚，你配合秦，把咱们所这二十七起积案，重新建档整理，每一起案子，都要拿出新的侦查方案，不能再用当年的老思路。我亲自去分局跑一趟，争取尽快把1983年无名女尸的物证，送到市局去检测。”
“是！”三人齐声应道，语气里没有了丝毫迟疑。
散会后，秦峰抱着一摞积案卷宗，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这些卷宗，都是用牛皮纸袋装着的，边角已经被磨得发毛，有些纸张泛黄发脆，用手指一碰，都能掉下来细碎的纸渣，上面的字迹，也有些模糊不清了。
他坐在办公桌前，打开最上面的一份卷宗——1981年棉纺厂女工失踪案。
卷宗上的照片，已经有些褪色。照片上的姑娘，圆脸，扎着两个粗粗的麻花辫，嘴角带着腼腆的笑容，背景是棉纺厂的大门，墙上刷着“大干四化，奋勇争先”的红色标语，格外醒目。她叫王红，22岁，是棉纺厂三车间的挡车工，1981年5月7日晚下班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卷宗里记录着，最后有人看到王红，是在厂门口的卖部买烟，她随身带着一个军绿色的挎包，里面装着钱包、工作证，还有一把塑料梳子。家属报案后，派出所和厂保卫科联合搜查了整整一个月，厂区、宿舍、周边的河道、巷，甚至是远处的郊外，都搜遍了，可到头来，还是一无所获。
秦峰知道，王红是家里的独女，她的父母都是棉纺厂的老工人，这些年，一直没有放弃寻找女儿，哪怕希望渺茫，也还在苦苦等待着，等待着一个哪怕是最坏的答案。
他闭上眼睛，用力揉了揉眉心，努力回忆着原时空的那些记忆碎片。他记得，在1985年，警方曾经破获过一起连环杀人案，凶手叫张保国，外号张屠户，在城西菜市场开肉摊，手上沾了四条人命，其中有一名受害者，就是棉纺厂的女工。
可他记不清那名女工的名字了，只记得张屠户的作案时间，是1982年到1983年7月。那么，1981年王红失踪，会不会也是张屠户做的？难道他在1981年，就已经开始作案了，只是早期做得更隐蔽、更谨慎，作案间隔也更长，所以一直没有被发现？
秦峰睁开眼睛，拿起笔，在笔记本上写下了张屠户的信息，一笔一划，格外认真：张保国（张屠户），城西菜市场肉摊摊主，独居，无妻儿，性格孤僻暴躁，有严重的暴力倾向，常年混迹于各类赌档，作案对象多为夜间独行的年轻女性，作案手法是用钝器击打头部致其死亡，然后将尸体抛到郊外隐蔽处，疑似作案时间1981？—1983.7。
现在，最棘手的问题，不是锁定嫌疑人，而是如何在不暴露自己“预知”的前提下，把侦查方向，自然地引向张屠户。他不能直接“张屠户是凶手”，那样只会引来怀疑，甚至被当成疯子。
他能想到的，就是从无名女尸的抛尸地入手——凶手抛尸，往往不会离自己的居住地或工作地太远。他可以建议，重新排查无名女尸抛尸地周边的居民，尤其是那些从事屠宰、肉类加工相关职业的人，张屠户开肉摊，和刀具、牲畜打交道，身上难免会留下痕迹，这也符合80年代基层刑侦的正常思路，不会引人怀疑。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突破口——赌档。张屠户常年混迹于赌档，而王三手偷来的现金、粮票，大概率也会拿到赌档去销赃，不定，这两条看似无关的线索，能在某个赌档里，找到交汇点。
想到这里，秦峰的眼神亮了起来，连日来的疲惫，似乎也消散了几分。他重新拿起卷宗，一页一页地仔细翻阅着，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细微的线索，任何一个可能的关联点。
窗外的色，渐渐暗了下来，夕阳的余晖透过窗户，洒在办公桌上，给泛黄的卷宗，镀上了一层淡淡的金边。办公室里，只剩下秦峰一个人，台灯被拧亮，柔和的光晕笼罩着他，也笼罩着桌上那一堆沉甸甸的积案卷宗。
1984年的春，风还带着几分凉意，二十七起积案，就像二十七座沉默的大山，压在派出所每一个饶心头。秦峰知道，前路必定布满荆棘，排查、走访、蹲守，每一步都不好走，甚至可能一无所获，可他没有退缩的余地。
他要一座一座，把这些山翻过去，为那些受害者，为那些苦苦等待的家属，讨一个公道。就在他低头，准备继续翻阅卷宗时，指尖忽然触到了一张夹在卷宗里的旧照片，照片边缘已经破损，上面是王红失踪当晚，厂门口卖部的老板和几个工饶合影。
他下意识地放大照片，目光扫过合影里的每一个人，忽然，他的动作顿住了——照片的角落，有一个模糊的身影，穿着一件沾满油污的黑褂子，手里拎着一个深色的布包，身形佝偻，侧脸对着镜头，看不清容貌，可那只微微蜷曲、明显有些畸形的右手，却像一根针，猛地刺进了秦峰的眼里。
那只手的模样，和他记忆里，张屠户那只因常年挥刀、落下残疾的右手，一模一样。更让他心头一紧的是，照片拍摄的时间，正是1981年5月7日晚，王红失踪的那个时辰。
台灯的光晕微微晃动，秦峰握着照片的手指，不自觉地收紧，指节泛白。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可能从一开始，就忽略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张屠户当年出现在棉纺厂门口，真的只是偶然吗？那三起失踪案、无名女尸案，还有王三手的盗窃案，背后会不会还有更隐蔽的关联？而那个藏在暗处的身影，又已经窥探他们多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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