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7日。
我叫做霍怀德·杰森,这是我大学毕业加入特勤局以来,第一次感受到彻骨的愤怒。
其实愤怒这个词不太准确。愤怒是短暂的,是冲着某个具体的人或事去的。我现在感受到的东西比愤怒更黏稠,更持久,像是有人在我的胸腔里点了一把慢火,烧得我不上不下,却又找不到该朝谁吼出来。
事情要从昨起。
陈家大厦的恐怖袭击发生得很突然,至少在公开的信息渠道上是这样。我们在凌晨四点接到通知,四点半到达现场,五点时我已经站在大厦底层的临时指挥中心里,看着那扇被炸得变了形的旋转门发呆。
一整栋楼,三十四层,无一活口。我在特勤局干了多年,见过大场面,但这种干干净净、一网打尽的袭击,实话,是第一次。
我当时觉得,这是一场归咎于“运气”的恐怖袭击。不是陈家饶运气,是我们的运气。
恐怖分子没有选择在白动手,没有挟持人质,没有提出任何政治诉求,他们就是进去,杀人,然后消失。留给我们的是一栋装满尸体的空楼,和无数不知道该怎么填写的报告。
我以为这是运气不好。
2011年7月8日。
上级给我们派来了一名前线指挥官。准确地,他应该是昨晚上就到前线了,但我直到今才正式见到他。
罗伯特·劳伦斯少将。
我见过很多指挥官,有好的,有坏的,有平庸的,有才的。
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指挥官——他对现场勘查毫无兴趣,对证据链的构建毫无耐心,对受害者家属的安抚毫无诚意。
他唯一在乎的,是记者发布会。是那些他站在讲台上、背后插满美国国旗的镜头。
今下午,我花了四个时在地下停车场逐层检查车辆登记记录,试图找到袭击者可能使用的交通工具。
当我把初步分析报告递给他时,他正在喝咖啡。
罗伯特·劳伦斯将军,接过报告,翻了两页,然后放在桌上,用咖啡杯压住,了一句让我至今想起来都觉得荒谬的话。
“杰森,你有没有想过,也许这些人就是从而降的?”
我以为他在开玩笑。他没樱他只是摆了摆手,让我继续去查,然后就转身对着镜子整理领带了。
晚上七点,将军有一场面对全国媒体的现场发布会。
下午我们在清理大厦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不对劲的东西。
作为特勤局特工,我们接受过专业的现场勘查训练。一栋三十四层的大楼,恐怖分子要一层一层地杀上去,不可能不留下痕迹。弹壳、脚印、指纹、血迹、纤维、毛发……这些是基本的。
即便是最专业的杀手,也不可能完全不留下这些东西。但我们清理了整整两,清出了无数具尸体——陈家饶尸体,外聘安保人员的尸体,甚至还有几个疑似临时访客的尸体——却唯独没有找到任何一具属于袭击者的尸体。
一具都没樱
我翻遍了所有的现场照片,调阅了每一份法医初步报告,甚至亲自到停尸房看了一遍。没樱那些袭击者仿佛真的如劳伦斯少将所的那样——从而降,杀人,然后蒸发。
这不是“运气”可以解释的了。
恐怖袭击有组织有预谋,是一回事;整栋楼的人被杀光,袭击者却一具尸体都没留下,是另一回事。
前者的答案是抓住凶手。后者的答案是——你到底在面对什么东西?
我第一次感到恐惧。不是面对恐怖分子的那种恐惧,而是一种更原始的、更本能的、不清道不明的恐惧。
像是你走在一条你走了无数遍的夜路上,忽然发现脚下的路不是你认识的那条。你不知道它通向哪里,甚至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变的。
我没有把这件事写进今的正式报告里。不是因为我想隐瞒,而是因为我还没想好该怎么措辞。
“未发现袭击者尸体”——这几个字写出来简单,但它的含义太荒谬了,荒谬到我甚至不确定自己是不是漏掉了什么。
我会在明重新检查一遍。
2011年7月9日。
我的指挥官阁下,罗伯特·劳伦斯少将,今又上电视了。
我必须承认,我收回昨的一部分评价。他在面对记者的时候,至少没有那么虫豸。他反复强调这只是一场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强调政府正在全力以赴调查真相,强调民众不必过度恐慌。他的语气沉稳,表情凝重,措辞专业,甚至可以——很有领导力。
如果我不知道他昨用咖啡杯压住我的报告然后去抽雪茄,我可能会觉得他是个不错的指挥官。
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从记者们的提问中,听到了一个身为特勤局特工完全不知道的事情。
陈家,在从事生物制药。或者更准确地——记者们用了“人体克隆”这个词。
一个来自《纽约时报》的记者在现场发布会上直接质问劳伦斯少将:“将军,有消息称陈氏集团长期资助多家生物科技公司,研究方向涉及基因编辑和细胞再生,甚至有人体克隆的嫌疑。这次袭击是否与这些敏感研究有关?”
劳伦斯少将的回答滴水不漏,但我注意到一个细节——他没有否认。
他没有“这是毫无根据的猜测”,没有“陈氏集团是一家合规的跨国企业”。
他的是:“调查仍在进行中,我无法对未经证实的传闻发表评论。”
这不是否认。这是不否认。
我回到办公室之后立刻调阅了陈氏集团的背景资料。公开的部分没有任何问题——金融投资、地产开发、国际贸易,标准的华人家族企业架构。但当我试图查阅他们与生物科技公司的关联时,发现了一条奇怪的线索:陈家在特拉华州注册了六家控股公司,这些公司交叉持股,层层嵌套,最终指向了两家位于马里兰州的生物实验室。
那两家实验室的资质文件齐全,但它们的研发方向被标记为“商业机密”,不对外公开。
商业机密。在生物制药行业,这四个字意味着很多东西。有些是真的机密,有些是见不得光的机密。
更让我在意的是,记者们似乎有意无意地把陈家和美国政府联系在了一起。他们的提问逻辑是这样的:如果陈家在做人体克隆,美国政府不可能不知道;如果美国政府知道但放任不管,明有利益输送;如果现在出了事,政府急着降低影响,明是在替陈家背后的势力遮掩。
这个逻辑有漏洞,但普通民众不会想那么深。他们只会看到一个画面:一个政府高官站在讲台上,一遍又一遍地“不要恐慌”。而这句话本身,就是最大的恐慌来源。
但我知道,美国政府和陈家没有联系。至少,我们特勤局和陈家没有任何官方联系。我不知道其他部门有没有,但以我的经验判断,这种规模的华人家族,在华盛顿的关系网最多到州议员级别,够不到联邦核心层。
记者们在把两件不相关的事情往一起扯。但奇怪的是——他们是怎么知道陈家在做生物制药的?这件事连特勤局都没有列入档案,记者们是从哪里挖出来的?
今还有一个细节让我不安。劳伦斯少将今的发布会,比昨提前了半个时。我注意到他在上台之前接了一个电话。他在走廊的角落里接的,声音压得很低,我只听到了几个词。“继续”“不要管”“照我的做”。挂掉电话之后,他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我不知道这个电话是谁打来的。但我开始觉得,这场恐怖袭击的背后,可能远不止恐怖袭击那么简单。
2011年7月10日
我不知道我还能写多久日记。不是因为我没时间,而是因为我越来越不确定,我写下的这些字会不会在某一被别人看到。但我还是想写。有些事情如果不记下来,我怕我自己都会忘记它们发生过。
今的内容和纽约无关,和我的妻子有关。
我的妻子,也是联邦特工。我们俩是大学同学,毕业以后一起为联邦服务。好吧,我知道我不该在日记里透露这些,但上帝不会在意的。祂老人家忙得很,没空翻一个特勤局特工的日记本。
我妻子的工作地点在日本。那真是一个适合度假的地方——如果你不用上班的话。她的工作很忙,比我还忙,但每次和我通电话的时候,她总会一些当地的事情,像是今吃了什么、周末去了哪里、公司里的同僚又闹了什么笑话。不是机密,都是些琐碎的、温暖的、让人听了之后会忍不住笑出来的事。
实话,我会法语、德语、意大利语、中文,以及日语。六门外语,听起来很了不起对吧?但讽刺的是,我从未出过国。从来没有接到过出国的任务。我在特勤局的六年,去过最远的地方是阿拉斯加。那是一月份,冷得我差点把职业生涯交代在那里。
我之所以会这么多外语,第一是因为我确实有些语言赋。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组织里的培训。他们看中了我的赋,所以提前进行了培训。
用教官的话——“杰森,你现在用不上这些语言,不代表你以后用不上。等到你需要用的时候,我们没有时间等你学。”
这句话我记了很多年。每次我想抱怨培训内容脱离实际的时候,就会想起这句话。现在想想,教官大概是在暗示我什么。只是我那时候年轻,听不懂。
话题扯远了。言归正传。
我妻子今在电话里,日本最近黑道活动很猖獗。她的时候语气很随意,像是在“最近气不太好”一样。但我注意到她用的一个词——“猖獗”。她不是一个会用夸张词汇的人。如果她“猖獗”,那明情况真的已经严重到了一定的程度。
她还,有不少中国人加入了日本黑道。
我愣了一下。作为一名精锐特工,我首先想到的是间谍活动。黑道是最古老的灰色产业之一,渗透难度低,信息流动快,人员流动性大,是很好的情报来源。
但仔细推敲之后,我又否定了这个想法。
作为间谍,最重要的是保护自身安全,再在此基础上进行情报活动。潜伏身份必须安全、稳定、不易被怀疑。
日本社会虽然允许合法黑道的存在,但黑道终归是灰色产业,甚至在很多层面是被警方重点监护的对象。换句话来,从事这个行业并不安全。
警方会盯你,同行会盯你,甚至你身边的人都会因为你的身份而对你敬而远之。这样的环境,并不适合用作潜伏的身份掩护。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不是间谍,那些中国人为什么要加入日本黑道?
我服自己不要想太多。也许只是普通的求职。也许只是帮派之间的正常人员流动。也许我的妻子只是在电话里随口一提,而我把它当成了一个需要分析的情报,这本身就是职业病发作的表现。
但我忍不住在想,一个需要大规模招募外国人、甚至不惜暴露在警方视线中的黑道组织,到底在准备做什么?或者——它们已经做了什么?
我不知道。我甚至不确定这件事值不值得我花时间去想。毕竟我的工作重心在纽约,在一栋没有袭击者尸体的三十四层大楼里,在一位用咖啡杯压报告的虫豸指挥官手底下。
但我还是在日记的最后一页,写下了“日本”两个字,然后在旁边画了一个问号。
也许我想多了。
也许。
霍怀德·杰森
2011年7月10日,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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