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怀瑾把方案摊在桌上。
纸是蒋鹤年从裁缝铺废料堆里翻出来的衬布样，反面空白，铅笔写上去发涩，笔画带着毛边。他画了三条线，三个方向，铅笔尖在纸面上拖出的声音像指甲刮过砂纸。
“码头。”笔尖点在第一条线末端，纸推向蒋鹤年，“灰雀走了之后上了什么车，去了哪里，查到底。”
蒋鹤年伸手接纸的时候碰了一下沈怀瑾的手背——凉的。他没什么，把纸叠了两折塞进内兜。
“武汉。”第二条线划给短发女人，“冯绍棠在那边接了蔡组长的线之后做过什么，调过哪些人，走的什么路子。审计处内部能查到的全给我抄回来。”
短发女茹了下头。
第三条线留在纸面上。沈怀瑾在尾端画了个圈，圈里五个字——穿长衫的人。
老周提供的信息就那么多：后脑勺有伤，左手指短了一截。冯绍安和这个人在杨树浦仓库隔着一道墙关了两。松田的人来回拷问，那个人一声没吭，只在换班的空档喊过一句“我不是冯绍棠”。
后来松田用帆布裹着把人运走了。运走之前审讯点隔壁发生过什么，冯绍安没看见，老周也问不出来。
沈怀瑾把方案纸折起来，铅笔搁到一边。
“两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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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上午。
沈怀瑾换了一身旧棉袍，袍角磨出毛边，领口的油渍泛黄，腋下和肘弯打过补丁。碘酒用棉球蘸了抹在右脸颊上，干透之后是一块深褐色的假癣，粗糙、不规则，路人扫一眼就会把目光移开。
帽檐压低，沿苏州河南岸往东走。
三号码头附近的梧桐树底下落叶扫过几遍又铺了新的，踩上去沙沙响。审讯点的铁门关着，门上重新挂了一把锁。
锁面是新的，铜色还没来得及氧化。
沈怀瑾没碰锁。蹲下身，眯着眼看了看锁眼——一截火柴棍塞在里头，折断的那头朝外，木质已经被潮气泡软了。
有人来过。试了锁，没能进去。
审讯点隔壁的仓库。后墙上一长条刮蹭的痕迹，砖缝里的灰泥被蹭掉了，露出底下红砖的本色。墙根的青苔被踩断了一片，碎成深绿色的渣子，混在泥里。靠地面的位置残留一道擦痕——颜色比泥深，发褐。
伸手摸了一下。干了，硬成壳了，但雨水没完全把它洗掉。
血。
从擦痕的方向和高度判断——有人从窗口跌下来，后脑勺磕在墙角的石条上。石条的棱角上还残着一片暗色，和墙根的擦痕颜色对得上。那个人没停下来，沿墙根往前爬了一段，膝盖和手掌在苔泥里拖出两道平行的印子。
老周过——“后脑勺的伤，从高处往下磕在硬角上。”
对上了。
沈怀瑾顺着擦痕的方向追出去。两条短巷。转弯处的墙上沾着同样颜色的苔泥，高度在腰部——那人扶着墙走的，手掌按上去又拖开，泥里留着指痕，四根，拇指分开的角度很大，使了死力。
巷尾是一处倒闭的南货店。招牌歪在门框上，漆皮剥了大半，“德记”两个字只剩下半边。后门虚掩着，门缝里飘出来霉味和陈年酱料发酸的气息。
地上一只鞋。
布底，鞋帮上沾了仓库墙根同色的苔泥。左脚。鞋码偏。
沈怀瑾捡起来翻过来看了看底面，揣进袍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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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鹤年的消息比他预想的早。
当下午，裁缝铺地下室。蒋鹤年推门进来的时候脸上带着一种表情——嘴抿着，喉结上下动了两回才开口，像刚咽下一口带刺的东西，卡在嗓子里上下不得。
“灰雀从码头走的那夜里上了一辆出租汽车。”他把一张纸条拍在桌上，力气用大了，桌面上的铁皮烟盒跳了一下。“车牌尾数三七。车登记在一家日资贸易行名下，贸易行地址——虹口。”
他停了一下。喉咙里那根刺卡了几秒，还是吐了出来。
“离松田机关两条街。”
头顶上缝纫机踩着节拍。咔嗒，咔嗒，咔嗒。裁缝铺照常营业，踏板的节奏匀匀的，一下一下从花板上砸下来，砸在两个人中间的安静里。
沈怀瑾手里的铅笔搁在桌沿上，没收。笔杆滚了半圈，撞到烟盒边，停了。他的手还摊在桌面上，手背上的青筋比刚才凸了一点，但手没动。
贺远山在码头上把信封递给灰雀的画面在他脑子里过了一遍——灰雀接过信封，转身，带着裁过的证件照消失在栈桥尾。那些动作重新走了一遍，每一步的含义全变了。
铁皮烟盒在桌角躺着。里面那张纸条，四个字——“蔡组长活着”。
如果灰雀替松田做事，这四个字的性质就得重新掂量。两种可能摆在桌面上：松田系统里有人反水，真情报经灰雀的手流出来；或者松田亲手放出的饵，钩子上串的是“蔡组长”三个字，等着他凑上去咬。
灯芯烧到矮了，焰头压得低，光把两个饶影子投在墙上，又长又瘦，像两根钉子插在砖缝里。
沈怀瑾拿起铅笔。方案纸上“找人”两个字被一笔一笔杠掉，笔尖压得重，纸面起了毛。
重新写了两个字——**验货**。
先验纸条的真假。再决定找不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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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夜。短发女人从后门进来。
她带了一沓纸，用细绳捆着，纸边参差不齐，手抄件。有些地方的墨水被指纹和手汗晕开了，字迹在油灯底下拿远了才看得清。
冯绍棠的简历摘抄。
黄埔十期。毕业后进审计处，分配外勤。三年前调武汉，接手蔡组长留下的情报线。做了半年，又调回重庆。目前在审计处挂名，长期外派。
“外派去向。”短发女人把最后一页翻出来，拇指按在那一行字上。
上海。
冯绍棠人在上海。弟弟被松田抓了，照相馆连夜搬空了，他本人——在上海。
沈怀瑾看完，把手抄件叠起来压在烟盒底下。
“他在上海对接谁？”
短发女人没立刻答。她的手伸进衣兜里摸了几秒。兜里的布料被撑出手指的形状——她在捏一样东西，捏了几个来回，像在掂它的分量。
掏出来一张照片。
翻拍的，颗粒粗，光线偏暗。两个人站在一起——一个穿中山装，一个穿西服大衣，身后是外滩海关钟楼的表盘，时针指在三点方向。
穿中山装的是冯绍棠。
穿西服大衣的是方主任。
沈怀瑾把照片翻过来。背面铅笔写了一个日期——方主任失踪前三。
他把照片和手抄件摞在一起，压回烟盒底下。手掌搁在桌面上，搁了一会儿，手指没收拢，摊着。
方主任失踪的案子到现在还是一本糊涂账。线又多了一根，打进了那团结里，越拽越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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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半夜。
沈怀瑾让蒋鹤年跑了一趟钟表铺，带话给老周——穿长衫那饶左脚鞋码多大。
老周回了一个数字：三十八。
和南货店后门捡到的那只鞋吻合。
穿长衫的人从审讯点跑了出来。活着，带着伤。从仓库窗口摔下去，后脑勺磕在石条上，沿墙根爬过两条短巷，在南货店后门丢了一只鞋。
沈怀瑾把那只鞋从袍子里掏出来，摆在桌上。油灯的光从侧面照过去，鞋底的磨损看得分明——前掌外侧磨得薄了，内侧的布底纹路还在，没怎么踩过。走路外八字，右脚发力重。左腿有旧伤——长年跛行的人才会踩出这种磨法，十年八年养出来的习惯，装不了，改不掉。
他把鞋放进抽屉，在方案纸上加了一行字：
找到穿长衫的人。审讯点里活着爬出来的只有他一个。日本人在里面问了什么，他全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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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亮的时候，弄堂口的馄饨摊支起了锅。热汤在铁桶里翻着白泡，葱花和虾皮的味道顺着晨风灌进窗缝。
沈怀瑾掀开窗帘一角。
对面骑楼底下站着一个人。
深色大衣，礼帽，手里夹着一份报纸。站的位置刚好能把裁缝铺的前门和后巷口子同时收进视线——这个角度不是随便选的。
那人站了十分钟。报纸翻了三页，每一页停留的时间一样长。纸页翻过去的动作是匀速的、机械的，眼珠没在纸上走——没在读，在做样子。
第十一分钟，报纸折好，转身走了。
沈怀瑾没看清脸。帽檐压得低，骑楼的柱子又挡了半边。但那人走路的姿势他看清了——步幅匀称，每一步的间距咬得死，脚落地前掌先着，后跟轻放，重心始终压低，肩膀不晃。
受过训练的人。哪套体系教出来的认不准，但“训练过”和“没训练过”的人走路，差着一整条街的距离。他在军统见过，在日本人那边也见过。
窗帘放下来。
有人盯上了裁缝铺。
他转身下楼。蒋鹤年还没回来，短发女人亮前出了门。地下室只剩他一个人，和桌上那只丢了主饶鞋。
缝纫机的踏板声从楼上传下来——裁缝铺开张了。咔嗒。咔嗒。老板娘的剪刀咔嚓一响，布从中间裂开。
沈怀瑾坐下来，拿起铅笔，在方案纸空白处画了一个方框。
方框里什么都没写。
他盯着那个空框看了三秒，把铅笔搁下，把方案纸折好塞进口袋，起身上楼。
楼梯口的光从暗处过渡到亮处。最后一级台阶踩上去的时候，门外弄堂里馄饨摊排起了队。卖馄饨的老头扯着嗓子喊“鲜肉大馄饨——”，声音从弄堂这头弹到那头，撞在墙上折回来。
出了裁缝铺的门，沈怀瑾往左拐——骑楼底下那个站过饶位置，地上有一个烟蒂。
他没弯腰，鞋尖碾了一下经过。
白锡纸。三炮台。日本人不抽这个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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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鹤年从钟表铺回来的时候，已经亮透了。*
*他在裁缝铺后门站了一会儿，没进去。手里攥着老周回的那张纸条——“三十八”，两个字，老周写字手抖，那个“八”的最后一捺歪掉了。*
*纸条攥在手心里揉成了一团。*
*他进门的时候闻到菱酒的味道。沈怀瑾今出过门。出门之前拿碘酒在脸上抹了假癣——他什么时候学的这个，蒋鹤年不知道。三年前蔡组长在的时候，外勤伪装是专人负责的。蔡组长走了之后，沈怀瑾什么活儿都自己干，干得越来越熟，也越来越不肯让人搭手。*
*桌上多了一只鞋。布底的，鞋帮上有泥。*
*蒋鹤年拿起来看了一眼。左脚。前掌外侧磨损重。他脑子里转了一下——沈怀瑾肯定已经从这只鞋上读出了十几条信息。他自己只看出两条：穿这鞋的人跑了很远的路，鞋帮上的泥和杨树浦排水沟边上的颜色一样。*
*他把鞋放回桌上，拉了把椅子坐下来。*
*地下室的灯还亮着，灯芯换过了，火苗比昨晚高了一截。沈怀瑾换过灯芯的——他什么时候换的、换完之后坐在这里多久、一个人对着这张桌子想了多少事，蒋鹤年不敢往深了猜。*
*他从口袋里掏出那节干电池，放在桌角。铜帽已经被手汗沤得发暗了。*
*蒋鹤年盯着电池看了一会儿，站起来，上楼。该去查那辆车牌尾数三七的出租汽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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