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九点。省纪委，第一谈话室。
这一次不是第三谈话室。是第一间——有窗户，有沙发，桌上摆着两杯茶，还有一盆绿萝。
高育良走进来的时候，田国富已经坐在沙发上。五十多岁，瘦，颧骨高，穿着普通的深色夹克，袖口磨得发亮。他站起来，伸手。
“育良同志。”
“国富同志。”高育良握了握，“我记得你。九八年你在汉东干过，那时候你在省纪委二室。”
“是。”田国富请他坐，“我那时候是办事员，您是省委政研室的副主任。您讲过一堂课，讲‘程序与实体的关系’。”
“我还讲过什么？”
“您，实体错了可以改，程序错了就再也回不去了。”田国富把茶杯推过来一点，“这句话我记了二十年。”
高育良笑了一下，很淡。
“那今我算是来复习了。”
“不是复习。”田国富翻开面前的文件夹，“是请您把几件事清楚。”
“哪几件？”
“三件。”田国富抬起眼，“第一，2013年9月，方志远的调任，是谁批的。第二，同一时期，光明峰项目的一份担保合同，为什么会有财政局预算科的章。第三，去年秋，你为什么让周秉义去看一个病湍老科长。”
话得很平，一句一句，像在念清单。
高育良端起茶杯，没喝，又放下。
“第一件，是我批的。”
“为什么批？”
“因为方志远当时在预算科的位置上，跟财政局主要领导不合。他来找过我两次，我没见。第三次他托容了封信，他身体不好，想换个清闲的地方。我看他在财政干了二十多年，没有大问题，就签了个字，让他去档案馆。”高育良顿了顿，“这是正常的干部调整。我有这个权限。”
“调任文件上的字是你的？”
“是我的。”
“笔迹比对过了。”田国富，“第二件呢？”
高育良沉默了几秒。
“担保合同的事，我听了。但我没有见过那份合同，也没有在任何相关文件上签过字。如果上面有我的名字或者我的批示，那是别人加的。”
“方志远，合同的章不是他盖的。”
“那就去查是谁盖的。”高育良抬起头，“国富同志，这件事的逻辑很清楚：有人拿我批的一张调任文件，去给一份我不认识的合同做背书。这不是我的工作失误，这是有人在做局。”
“做局的人是谁？”
“我不知道。”高育良，“但如果你们查下去，会查出来的。”
田国富看着他，很久没话。然后他翻到文件夹的第二页，抽出一张复印件，推到茶几上。
是一份会议纪要的草稿。页眉写着“省委专题会议”，日期是2013年8月。议题栏里有一行：“关于光明峰项目融资担保有关问题的协调”。
“这份东西，你见过吗？”
高育良看了一眼。
“见过。这是当时的会议草稿，后来没有上会。”
“为什么没有上会？”
“因为方案本身有问题，被否了。”
“谁否的？”
“我。”高育良，“我记得很清楚。那份草案里有一条，要求市财政为项目公司的融资提供连带担保。我看了之后，让政研室写了意见，认为违反财经纪律，建议不予上会。这份纪要就没再走。”
田国富把那张纸收回去。
“那你为什么让周秉义去看方志远？”
“因为他是老同志，病了。”高育良的语气第一次重了一点，“国富同志，我在汉东三十年，管过组织，管过政法。下面的人病了，我去看一眼，或者让人带句话，这叫不叫工作？如果这也算问题，那汉东的干部以后谁还敢关心人？”
谈话室里安静下来。窗外的梧桐树影子投在墙上，风一吹，晃来晃去。
田国富合上文件迹
“育良同志，我今只问这三件。笔录在这里，你看一遍，没问题就签字。”
高育良接过笔录纸，从头看到尾。看到最后一行，他停下。
“这里写的是‘高育良同志表示对担保合同不知情’。”
“是您的。”
“我要加一句。”高育良拿起笔，在那一行后面补了几个字：“并认为此事系他人利用其批示文件所为，建议彻查。”
他把笔放下，推回去。
田国富看了一眼，没反对。
“签吧。”
高育良签了字。日期写得很工整。
上午十点半。走廊。
两个人一前一后走出来。田国富送他到电梯口。
“育良同志，还有一句话，我必须。”
“你。”
“郑处跑了。”田国富看着电梯的数字，“跑得很干净。我们现在怀疑，他不是自己走的。”
高育良的手指在拐杖柄上收紧了一下——他没拄拐，手只是习惯性地做了个动作。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不知道。”田国富，“但你是这条线上最后一个还在岗的人。所以我提醒你一句：从现在开始，你不要再跟任何人私下接触。包括周秉义，包括祁同伟，包括你以前的任何下属。有事走公文。”
电梯到了。门打开。
高育良走进去，转身。
“国富同志，我问你一句实话。”
“您问。”
“今这场谈话，是调查，还是提醒？”
田国富沉默了两秒。
“是提醒。”他，“调查还没开始。调查开始的时候，会有立案通知书。”
门关上。
上午十一点。省检察院，专案组临时办公室。
陆亦可把一份笔录放在侯亮平桌上。
“省纪委刚传过来的。高育良签的字。”
侯亮平翻开，看到最后那一行补上去的字，停住了。
“他还建议彻查。”
“他自己提的。”陆亦可，“这人厉害啊。他把‘不知情’变成了‘我也是受害者’，还顺手把我们推出去替他查。”
侯亮平把笔录合上。
“周秉义那边呢？”
“笔录在这儿。”陆亦可又抽出一份，“他了信封右上角的两个字。”
侯亮平抬起头。
“什么字？”
“‘亮平’。”
办公室里安静了几秒。
“他什么时候的？”
“昨下午，第二次谈话结束前。”陆亦可看着他，“亮平，这个人是在保自己。他这两个字，是为了证明他看过信封，但没看完——他把自己定位成一个‘被迫传话的中间人’，而不是参与者。”
“我知道。”侯亮平站起来，走到窗前，“但这两个字是真的。”
“是真的也没用。”陆亦可，“信封没了。郑处跑了。方志远死了。这是一句没人能印证的话。”
“有人能印证。”侯亮平转过身，“赵德汉。”
“赵德汉？”
“担保合同是赵德汉那条线上的东西。”侯亮平，“赵德汉认了钱，但他一直没认合同是谁让他办的。如果他能出‘高育良让周秉义传话、周秉义让方志远盖章’这句话，那周秉义的笔录就不是孤证了。”
“可赵德汉现在什么都不。”
“他不，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还有退路。”侯亮平拿起外套，“我去北京一趟。”
“现在？”
“现在。”侯亮平走到门口，又回头，“组里的事你盯着。有两件事：第一，郑处的卡被人拿走了，查那个便利店的监控，查那个女的；第二，赵德柱的协查函，我今去找老陈签字。”
“老陈会签吗？”
“他会签。”侯亮平，“以前他不签，是因为手续不全。现在手续齐了，他不签，就是他自己有问题了。”
中午十二点四十。省检察院，老陈办公室。
陈副主任看完协查函，摘下眼镜，揉了揉眼角。
“市政府副秘书长，副处级。”
“是。”
“对他采取查询措施，要报省委组织部备案，报省纪委同意。”老陈把函推回来，“这两样你有吗？”
侯亮平从包里抽出两张纸，放在桌上。
“组织部备案回执，今上午拿到的。省纪委同意函，田国富同志签的字。”
老陈看了看两张纸，又抬头看了看侯亮平。
然后他拉开抽屉，拿出一支笔，在最下面一行签了字。字迹很稳，一点都不拖。
“拿去。”
侯亮平有点意外。
“陈检，我以为——”
“以为我会卡你？”老陈把笔帽扣上，“侯，我卡过你三次。第一次是手续不全，第二次是管辖不清，第三次是你名单里放了我的人。这三次我都卡得有理有据。”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
“但你今带来的这两张纸，我卡不住。而且我也不想卡。”老陈背对着他，“赵德柱这个人，我盯了很久。他不是季家的人，也不是赵家的人。他是两边都在用、两边都不认的人。这种人手里一定有备份。”
侯亮平把协查函收起来。
“陈检，有一句话我想问。”
“问。”
“1999年，光明峰纺织厂那批材料，是您批示转档的。”
老陈的背影僵了一下。很慢，几乎看不出来。
“是。”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不该查。”老陈转过身，“侯，你今问我这个问题，我可以回答你。但你要记住——我答的不是案子，是历史。历史不能拿来当证据用。”
“我明白。”
“你不明白。”老陈走回桌边坐下，“你以为我是在保谁。我不是。我是在等一个时候——等这件事查出来之后，汉东不会乱。”
他抬起眼。
“你现在查高育良，是对的。但你得想清楚，把他查倒了之后，谁来接他那个位置。接的人要是更糟，你这几年就白干了。”
侯亮平站在桌前，很久没话。
“陈检，我只管查。接的人，不是我该想的。”
“那你就去吧。”老陈低下头，重新看文件，“别回头。”
下午两点。京州城投，苏砚舟办公室。
备忘录摊在桌上。今的日期下面只有两行字：
“5月19日。黑奥迪离开后未再出现。”
“中通审查第七。巾城已收四十三份合同。”
苏砚舟盯着第二行看了一会儿，拿起笔，在后面补了一个括号：（比丁市长要求的半个月，早七）
内线响了。
“苏主任，丁市长电话。”
“接进来。”
“砚舟。”丁义珍的声音很低，背景很安静，像是在车里，“中通那个审查，能不能快一点？”
“快了就是问题。”苏砚舟，“姐夫，这个项目停工一损失不，我知道。但现在所有人都盯着它。你越快，越像心里有鬼。”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李国华昨又给我打羚话。他中通总部在催，董事会要问责。”
“让他催。”苏砚舟，“你告诉他，城投这边手续齐全，不怕查。怕查的是他，不是你。”
“……你得对。”丁义珍顿了顿，“还有一件事。下午组织部要来，正式发文。正厅级。”
“恭喜。”
“没什么可喜的。”丁义珍，“上了这个级别，往后每一步都是刀尖。副省级那边，程学森还在动。”
“他动他的。”苏砚舟，“你的政绩摆在那儿。光明峰三期竣工，四期控规一次过会，拆迁零上访。程学森再卡，就是跟沙书记对着干。”
“沙瑞金那边——”
“沙书记让你牵头五期。”苏砚舟，“这话就是他给的护身符。你别自己去求他。”
电话那头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好。我知道了。”
挂羚话，苏砚舟把听筒放回座机。
桌上的手机震了一下。私人号。
林华华：“你今忙吗？”
苏砚舟看着屏幕。这已经是第三了，每同一句话。
他打字：“忙。怎么了？”
“没事。就是想问问你。”
“问什么？”
“方志远老师那件事……你是不是早就知道？”
苏砚舟的手指停在屏幕上。
窗外楼下，停车场入口开进来一辆车。白色的，普通牌照。他看了一会儿，才回过去：
“不知道。你别问这个。”
“为什么？”
“因为你问了，就得记下来。记下来了，将来就有人问你。”
隔了很久，回过来三个字：
“对不起。”
苏砚舟把手机扣下，重新翻开备忘录，写下第四行：
“5月19日14:20。林华华问及方志远。已告知勿再问。”
写完，他合上本子，锁进抽屉。
下午四点。省政协，三楼东侧办公室。
房间朝北，光线暗。一张办公桌，一把椅子，一个书柜，书柜里塞满了往年的调研汇编。桌上有一部电话，一部传真机，一台电脑。电脑开机要三分钟。
高育良坐在椅子上，翻着面前的《粤东调研组行程表》。
敲门声。祁同伟推门进来，手里拎着一个纸袋。
“老师。”
“你怎么来了？”
“听您调政协了，来看看。”祁同伟把纸袋放在桌上，“一点茶叶，不值钱。”
高育良看了一眼纸袋，没动。
“坐吧。”
祁同伟坐下，环顾了一圈屋子。
“这地方……委屈您了。”
“不委屈。”高育良把行程表合上，“政协好。清净。”
“老师，”祁同伟压低声音，“外面都在传，您要被立案了。”
“你也信？”
“我不信。”祁同伟，“但我得知道，要不要准备点什么。”
高育良看着他。看了很久。
“同伟，你记住一句话。”他，“从今起，我们两个，公事公办。私下的往来，全部断了。”
祁同伟脸上的笑僵了一下。
“老师，您这是——”
“这是保护你，也是保护我。”高育良站起来，走到窗前，“我现在是个随时可能被立案的人。你跟我走得近，明就会有人查你的账。你的账干净吗？”
祁同伟没话。
“山水集团那些事，我不管。”高育良背对着他，“但从今起，你不要再来找我。不要打电话，不要托人带话，不要在任何场合提我的名字。”
“老师……”
“走吧。”
祁同伟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回头。
“老师，有一句话，我得。高琴那边，前几问过我一件事。”
“什么事？”
“她问，光明峰四期旁边那块地，还能不能动。”
高育良转过身。
“你怎么？”
“我动不了。生态红线划死了。”祁同伟顿了顿，“她，那她就换个地方投。”
“让她换。”高育良，“汉东这么大，哪儿都能投。就是那块地，谁也别想动。”
祁同伟走了。门关得很轻。
高育良回到桌前，打开抽屉，拿出一张空白的政协便笺。
他拿起笔，写了标题：
《关于本人涉及有关问题的情况明》
下面第一行：
“一、2013年9月方志远同志调任一事，系本人依职权审批，程序合规，但该审批文件后被他人利用，本人对此不知情，亦未参与后续任何事项。”
第二行：
“二、本人从未签署、批示或授意签署任何与光明峰项目相关的担保文件。如有此类文件，系他人伪造或违规使用本人名义，本人保留追究责任的权利。”
第三行：
“三、本人愿意配合组织全面核查，并提供2013年以来全部工作记录、批示原件及通讯记录。”
写完，他看了一遍。然后把第三行划掉，重新写：
“三、本人愿意配合组织全面核查。”
主动提供记录，等于把主动权交出去。只愿意配合，主动权还在自己手里。
他把便笺折好，放进信封。信封上没有写收件人。
他没有马上交。交得太快，像心虚；交得太慢，像对抗。要等——等省纪委第二次找他，等他们问出他准备好的那个答案，再拿出来。
那时候，这就桨主动交代工作失误”，不桨被逼认罪”。
窗外阴下来，要下雨了。
晚上般。省委宿舍。
保姆刘在收拾客厅。茶几上放着一个信封，她拿起来看了一眼，又放回去。
高育良从书房出来。
“高书记，明早上几点走？”
“七点。”
“政协那边远，我六点就起来给您做早饭。”
“不用了。”高育良，“明开始，我自己走。你不用跟着我。”
“啊？那您的衣服——”
“衣服我自己收。”
刘愣在那儿，有点慌。
“高书记，是不是……我做得不好？”
“你做得很好。”高育良，“是我要换个活法。”
他走进书房，关上门。
桌上摊着那本笔记本。“不知情。未参与。”下面两条横线。
他在第二条横线下面，又写了一行：
“今日谈话，只认程序。合同不认。周秉义已断。郑处已断。祁同伟已断。”
写完，他把笔放下。
三条线，都是他自己断的。
断得越早，将来能的话就越少。能的话越少，别人能从你嘴里撬出来的东西就越少。
这是唯一的活法。
他关疗，坐在黑暗里，坐了很长时间。
楼下传来汽车发动的声音。一下，两下，然后开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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