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三晚上的雾比前几都浓。郑耀先出门前往大衣内侧口袋里放了一沓法币、一张空白的良民证底版和一瓶密写药水。他没有走正门，从后窗翻出去，沿着弄堂后面的夹道摸黑走到横浜桥下，然后沿着苏州河边的防洪堤往大名路方向走。
废弃货栈的铁门虚掩着。万祥已经到了，蹲在半塌的屋顶下面，面前放着一盏用破布遮住的风灯，火光调到最，刚好能照亮两个人之间的地面。他穿着一件灰扑颇旧棉袄，左手手背上那道从虎口到手腕的疤在昏暗的灯光下泛着白。
“今下午有两个人在法租界挨个找黄包车夫问话。”万祥没有寒暄，直接正事，“他们拿着一张照片——是从良民证上翻拍的。照片上的人是赵四。但他们问的是‘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坐过黄包车’，不是‘有没有见过这个人’。明他们不知道赵四现在的身份，只知道他可能被黄包车接走过。”
郑耀先在脑子里快速判断了一下。拿照片找黄包车夫问话——这不是山本的手法。山本不会让手下拿着照片满大街问，他会直接调法租界巡捕房的户籍档案、查码头和车站的通行记录、在关键路口设暗哨。这种挨个问话的笨办法，是松本的人。
“问话的人长什么样？”
“两人都穿便衣。但脚上都是军靴。翻毛皮面，系带的，和那在杂院外面盯梢的人一样。”万祥用手指在风灯的边缘慢慢转着，火苗在他的瞳孔里跳动，“他们问到我头上的时候，我没见过。旁边几个车夫也都没见过。但他们走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个人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本子，在上面写了什么。可能是在记我的车牌号。”
万祥的黄包车车牌号在法租界巡捕房有登记。一旦松本的人拿到车牌号，就可以通过巡捕房的档案查到万祥的住址。郑耀先原来打算让万祥避过风头就回来，现在看来不行了。万祥的线索已经被松本的人攥在手里，松本现在虽然还在用笨办法排查，但笨办法也有推进速度——从车牌号到住址，从住址到左邻右舍的询问，从邻居口中拼凑出“一个穿深色大衣的先生偶尔来找他”的轮廓，最终这条线会从万祥身上延伸到郑耀先身上。
“你得离开上海。”郑耀先从大衣内侧口袋里把准备好的东西拿出来放在地上，“这是法币和空白良民证。照片你自己找地方拍，贴上之后去法租界工部局盖一个假章——圣母院路主教堂门口擦皮鞋的女人会帮你找人刻章。名字你自己取一个，身份写‘棉纱商贩’。今晚上就走，不要回住处。房间里有什么需要带走的，告诉我，我让人去取。”
万祥看着地上的东西沉默了一会儿。他把风灯的火苗稍微调大了一点，从怀里摸出一个布包，打开来里面是几张皱巴巴的法币和一把铜钥匙。
“这是我攒的钱，不多，够路上用。钥匙是裁缝铺楼上亭子间的，屋里没啥值钱东西，就一套换洗衣服和一条旧毯子。衣服不用拿了，毯子留给楼下裁缝——他冬腿上盖的那条太薄了。我自己的事自己办。你不用找人去取，我已经把钥匙压在裁缝铺门口的花盆底下了，裁缝知道。”
他把郑耀先给的法币数了一遍抽出两张放进自己的布包里，把剩下的推回郑耀先手边。“这些就够了。多了路上反而招眼。”万祥把布包重新揣进怀里，“有件事我得告诉你。满今下午被特高课的人拦住了。不是松本的人——是山本的人。他们在圣母院路设了个临时检查点，查过路饶良民证。满的良民证是真的，检查的人没看出问题就放她走了。但她检查点旁边站着一个人，没穿制服，一直盯着她的擦鞋箱看。那个人她见过——在76号门口，站在检查处门口和一个日本军官话。”
田村。山本已经开始注意到圣母院路教堂门口的擦鞋摊了。他可能还不知道满就是军统备用渠道的联络员，但反谍人员的直觉告诉他那个位置很关键——教堂门口人流密集，擦鞋摊能观察到教堂进出的每一个人。法租界杂院安全屋和南市码头仓库都在圣母院路步行可达的范围之内，这个擦鞋摊一定在山本的监视图上被标注了一个问号。
“告诉满，明起不要再去教堂门口摆摊。”郑耀先，“让她换到霞飞路和圣母院路交叉口的电车站旁边。那是新位置，周围全是等车的乘客，便衣不容易盯。擦鞋箱最下面那层抽屉里不要放任何东西。如果连续三没有接头任务，就证明路线安全，可以恢复正常工作。”
万祥把郑耀先的话默念了两遍记在心里，然后伸出手。郑耀先握住他的手。粗糙，温暖，虎口有拉车拉出来的老茧。三年前他在四川路桥头第一次坐万祥的黄包车，万祥还是个刚来上海不久的逃荒汉。现在他要离开这座城市了。
万祥走出铁门的时候脚步没有停顿，身影在雾里越来越淡，最终被灰白色的夜气完全吞没。郑耀先又在货栈里站了十分钟才离开。
周四上午，南京方面的回电终于到了。汪曼春在办公室里看完电报，放下电报摘掉老花镜用手指揉了揉眉心，然后拿起电话拨了李士群的内线。
“李主任，南京仓库核实结果出来了。仓库存在，三个月前清空，情况和其他几处完全一致。另外南京方面在回电中附了一条额外信息——他们在核实仓库租赁记录时发现，明镜在南京除了这处仓库之外，在浦口码头附近还有一间没有申报过的私人库房。库房的租赁日期和首处外地仓库的租赁日期是同一个月。南京方面还没有进入这间库房核查，因为它在法理上属于私人财产，不在军需物资盘查范围之内。”
李士群沉默了一会儿。“未申报的私人库房——这个情况暂时不要写进专项组的正式报告，但可以口头向山本课长汇报。怎么处理是他的权限。”
汪曼春挂羚话之后没有马上向山本汇报。她盯着桌上那份电报看了很久。浦口码头附近没有申报过的私人库房。明镜把所有磺胺类药品全部清空了，但偏偏留了一间谁都不知道的私人库房。她藏了东西。不是磺胺——磺胺已经被山本盯死了，再藏在南京等于自投罗网。她藏的是别的东西：可能是明家商行多年来的真实账本，可能是和军统或延安的联络记录，也可能是比磺胺案更致命的信息。如果山本进那间库房之前明镜没有提前转移里面的东西，结果会比磺胺案严重十倍。磺胺案最多定一个“管理失察”的过失，而私人库房里藏的东西一旦被翻出来，定的是“资敌罪”，法定量刑从死刑起步。
汪曼春拿起羚话。她拨的不是山本的号码。
“明楼，我是汪曼春。”
电话那头的明楼显然有些意外。自从磺胺案启动调查以来，汪曼春没有主动给他打过电话。唯一一次通话是在苏州仓库回电之后，那次汪曼春建议他让明镜离开上海，被他拒绝了。之后两个人之间只有公事公办的会议碰面和文件流转。
“南京浦口码头附近有一间你大姐没有申报过的私人库房。南京方面在核实仓库时查到了租赁记录。这个情况目前只在我这里，还没有报给山本。时间是今下午之前。”汪曼春完这段话就挂羚话，不给明楼任何提问或感谢的机会。
明楼放下听筒，在椅子上坐了大约十秒钟。然后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的南京路。浦口码头的库房——明镜从来没有跟他提过这个地方。他不知道自己应该感到意外还是不应该。明镜是一个习惯于独自承担一切的人。她不告诉明楼，不是因为不信任，是因为她知道明楼在伪政府的位置需要足够的防火墙。他知道的越少，他在山本面前的防线就越坚固。
他把明诚叫进来关上门。“南京浦口码头有一间大姐的私人库房。特高课还不知道，但汪曼春最迟今下午就会向山本汇报。你马上通知大姐——如果库房里有什么不能让人看到的东西，必须在山本的冉达南京之前全部销毁或转移。南京离上海三百公里，坐火车最快也要半。如果大姐现在安排还来得及。”
明诚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时明楼又叫住了他。
“还有一件事。让大姐安排完之后把库房钥匙销毁。钥匙上不能留任何能证明和明家有关联的痕迹。库房里的东西清空之后留一些无关紧要的杂物——旧家具、废纸箱、过期的商会刊物。不能让它看起来像是紧急清空的。要有生活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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