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人送去的那本登记册,根本没有第一张。
我让路西安把封面掀到最底,电话那头很快没了声音。
他看见东西了。
“别动。”我,“先告诉我,值班室里还有谁。”
“副站长,两名水警,还有送我来的巡警。”
“让他们都站到桌边。谁也别碰册子。”
夏尔少校冷笑了一声。
“隔着几百公里,你还打算检查装订?”
“少校要是有更快的办法,可以。”
他没。
东站值班室里只剩电流的沙沙声。奥古斯特把圆镜片往鼻梁上推了推,凑到听筒旁边。
我问路西安:“那本册子一共多少页?”
“封面写着五十张。”
“编号呢?”
“从四一六到四六五。”
“你登记我时,用掉四一六。现在第一张应该是四一七,对吗?”
“对。”
“看装订线。”
路西安翻动纸张,声音很轻。过了一会儿,他:“三股白棉线,压在封蜡下面。封蜡上有水警站的印。”
“有没有断?”
“没樱”
夏尔用手杖敲了敲椅腿。
“这能证明什么?四一六号撕下来时没有山线,很正常。”
奥古斯特抬头看他。
“装订册不是报纸,少校。每张纸都骑在线上。要取掉第一张,线一定会松,纸脊也会留下撕口。”
夏尔脸上的讥讽淡了些。
我示意奥古斯特继续问。
老头:“路西安先生,请把册子立起来,书脊对着灯。不要掰,用眼睛看第一张纸的折口。线上有没有纸毛?”
电话那头传来椅子拖地的响声。
“没樱”路西安。
“线下面呢?”
“也没樱第一张四一七完整压在线上。”
奥古斯特摘下眼镜,用衣角慢慢擦了一遍。
“四一六没装订进去。”
屋里静了。
那张记录不是从册子里撕下来的。
它只是被人放在封面下面。
送件人还特意要求当启用。水警打开新册,最先拿到的,自然就是那张已经盖过章、打过日期的空白表格。
我掉进莱茵河后,路西安救人、询问、登记。姓名和体貌被打上去,事情看起来顺得不能再顺。
以前我送外卖,商家怕骑手拿错餐,会在塑料袋上写手机尾号。阿尔贝的做法也差不多。
他没法控制谁落水。
但他能控制落水者拿到哪张纸。
夏尔站直了。
“你想,三年前有人留下一张盖章空表,三年后又准确地放进水警站,等你出现?”
“我只眼前能证明的。”我看着桌上的四一六号原件,“三年前有人盖章。两前有人送件。送件的人要求先用这张。”
“送件人写的是阿尔贝·杜兰。”
“死人不会走到柜台。”
“所以签收簿是假的。”
“那就查签收的人。”
路西安立刻开口:“签收人是我。”
夏尔握手杖的手紧了一下。
我问:“你见过送件人?”
“见过。”
“多大年纪?”
“四十岁上下,个子比我高一点。深色大衣,戴礼帽,嘴唇上有一道旧伤。”
“口音?”
“巴黎口音。他自己从内政部联络处来,证件、派送单、封条全樱”
“你核对过照片吗?”
路西安迟疑了一下。
“证件没有照片。是战时签发的内政部公务证,蓝色硬壳。”
夏尔马上抓住这句话。
“连照片都没有,你凭什么确定他叫阿尔贝?”
“我不确定。”路西安的声音沉了下来,“我只能确定,他知道水警站第二会缺登记表。”
这句比长相有用。
斯特拉斯堡第七码头不是巴黎警察总局。一个水警站什么时候换册,内政部部长都未必知道。送件的人却卡在旧册只剩一页时上门,还要求马上拆封。
他不是临时撞上的。
我拿过铅笔,在事故记录簿空白处写下两个时间。
十二月二十一日,旧册用完。
十二月二十二日九点四十分,新册送达。
我被捞上来的时间,是十二月二十二日上午。
“路西安,你们几点发现我?”
“十点十六分。”
“从联络处到第七码头,坐车要多久?”
“路况好的话,二十分钟。”
也就是,送件人离开后不到十分钟,我就掉进了水警的辖区。
奥古斯特的铅笔停住了。
莫里斯看了看墙上的钟,喉结动了一下。
“他知道你会落水?”
“现在不能这么写。”我把记录簿转过去,“只能写,送册与发现我的时间相隔三十六分钟。”
“有区别吗?”
“樱前一句是猜测,后一句能让人签字。”
夏尔瞥了我一眼。
这次他没反驳。
我让路西安去找新册的包装纸。对面的人翻了两个柜子,又去了杂物间。足足六分钟,长途线路一直开着,莫里斯每隔半分钟就看一次计费表,脸皮跟着指针一起抽。
法国铁路的长途电话贵得离谱。
放在我跑外卖那会儿,这几分钟够买二十份工作餐。现在榨归东站,莫里斯看我的眼神像我刚吃了他半个月工资。
路西安终于回来。
“牛皮纸还在。副站长拿它垫了墨水瓶。”
“上面有什么?”
“一张铁路邮运标签,半边被墨水染黑了。”
莫里斯立即挤到听筒前。
“念编号,先念右上角!”
“东线,邮务快件,七三零一。发出地……巴黎东站。十二月二十一日,晚般三十五分。”
莫里斯的脸色变了。
他伸手从柜子里抽出一本厚厚的邮郧记册,手指沿日期往下滑。纸页边缘沾着黑油,翻起来发涩。
“七三零一。”他念了一遍,“有这个件。”
夏尔走到他身后。
“寄件单位?”
莫里斯没有回答。
“念。”我。
他抬头看我,嘴角绷成一条线。
“内政部驻斯特拉斯堡联络处。”
安德烈皱眉:“东西从巴黎发出,寄件单位却在斯特拉斯堡?”
“代发很常见。”夏尔,“驻外机构的物资可以由巴黎本部装运。”
莫里斯把登记册往后翻了两页。
“不,这一件不是本部送来的。”
他指向交运栏。
七三零一号包裹没有进入东站货场,也没有经过内政部的公务车。它是在发车前十三分钟,由一个持临时邮务证的人直接交给列车邮务员。
交件人仍叫阿尔贝·杜兰。
证件号码也写得清清楚楚。
内政公务证,二一九七号。
夏尔把号码抄在手心,转身抓起另一部电话。
“我要接内政部值班处。”
我按住电话机的拨号盘。
“用这条线问,所有人一起听。”
“这是军方查询。”
“那就别查。”
他的手背压着我的手指,力气一点点加重。
“林先生,你别把每个人都当成犯人。”
“我现在被一张没人签发的命令通缉。少校,我没资格相信单独打出去的电话。”
安德烈往前一步。
铁路警察领头人没拔枪,只把值班室的门反锁了。
夏尔看见那把转动的钥匙,松开手。
“接。”他。
线路转了三次。十二分钟后,内政部证件档案值班员被人从床上叫起来,声音里带着火气。
莫里斯报出号码。
对方先需要书面公函。夏尔接过听筒,报了军衔和所属部门,那边才开始查。
木抽屉开合了好几次。
“二一九七号存在。”值班员。
夏尔看向我。
“持证人姓名?”我问。
“阿尔贝·杜兰。”
“签发日期?”
“三年前,九月十四日。”
“注销日期?”
纸页翻动声停了。
值班员不话了。
夏尔催了一句:“回答。”
“没有注销。”
“人已经死了,为什么没有注销?”
“档案上没有死亡记录。”
安德烈一把抽出阿尔贝的死亡证明复印件,拍在桌上。停尸房登记、领尸签名、墓地编号,一个不少。
电话那边听完编号,呼吸明显粗了。
“这不可能。二一九七号公务证昨还做过续期。”
我握紧听筒。
“在哪里办的?”
“巴黎内政部证件科,二楼四号窗口。”
“经办时间?”
“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四点二十分。”
“经办人是谁?”
对面传来一声椅子倒地的闷响。
几秒后,值班员压低声音:
“四号窗口的经办员,今晚没来值班。他的抽屉里刚找到一张去斯特拉斯堡的车票。”
我拿起事故记录簿,把证件号码写在新的一页。
“封住四号窗口。”我,“我们现在去内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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