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致远的书房设在东厢房。房间里简朴但实用：一张老式书桌，一把藤椅，两个大书架，炭火盆在墙角静静燃烧。
正月十六，写作正式开始。
早晨六点，林致远准时坐在书桌前。他翻开厚厚的笔记本——这是他从1987年开始记录的投资日志，已经积累了十八本。纸页有些泛黄，字迹从青涩到成熟，记录了一个时代的变迁和一个投资者的成长。
“从哪里开始呢？”他自言自语。
笔尖在纸上停留许久，最终写下标题：
《中国式投资：从实践到理论》
第一章 时代底色：改革开放中的投资机遇
他的思绪回到了1985年，在伯克利图书馆第一次系统研究日本泡沫经济的时候。那时候他就意识到，中国的改革开放将创造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转型，而这场转型中将孕育无数投资机会。
但中国式的投资，与华尔街的投资有什么不同？
林致远写下第一个核心观点：
“中国式投资的第一个特征：与国运共振。”
他详细论述：在西方，投资可以纯粹是财务行为；但在中国，真正的价值投资必须建立在对国家发展方向的理解之上。从乡镇企业崛起，到浦东开发，到国有企业改革，每一次国家战略的调整，都对应着一轮投资机遇的爆发。
接着是第二个观点：
“中国式投资的第二个特征：实业情怀。”
这是林致远最深切的体会。在美国，资本可以纯粹在金融市场空转；但在中国，资本必须与实业结合才能真正创造价值。他写下启航集团的发展历程——从废品回收到汽车制造，从教育培训到农业产业化，每一次转型都是资本赋能实业的尝试。
写到中午，沈清秋轻轻敲门，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进来。
“先吃饭吧。”她把碗放在桌上，“写得怎么样？”
林致远活动了下手腕：“刚开了个头，但思路越来越清晰。清秋，我在想，中国这十几年的发展，其实是在探索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而我们的投资实践，某种意义上是在为这条路做注脚。”
沈清秋在炭火盆边坐下：“我也有同福我写《城乡中国》时，越来越觉得中国的城乡关系、工农关系，不可能复制任何国家的模式。我们得走出自己的路。”
两人就着炭火的温暖，讨论了一个中午。从价格双轨制到分税制改革，从乡镇企业到国企改制，从农村合作社到城市化进程……这些年来亲历的历史片段，在对话中逐渐连成清晰的脉络。
下午，林致远继续写作。他专门用一章回顾了“苏联遗产收割计划”，分析在历史转折点上如何识别和把握特殊机会。又用一章总结乡镇企业投资基金的模式，探讨资本如何服务国家战略。
每写作八时，晚上整理资料，周末与沈清秋、艾米丽讨论。山居的日子简单而充实。
沈清秋的工作室在西厢房。她的资料更多——几十本调研笔记，数百份调查问卷，几千张照片，还有各地政府文件、统计资料。
正月二十，她正式开始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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