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5月8日，深圳银湖度假村。
初夏的阳光透过梧桐树叶洒下斑驳光影，深圳企业家俱乐部正在这里举行月度聚会。这是一群特殊的人——他们大多在八十年代南下深圳，从“三来一补”起步，如今已成长为特区第一代企业家。
林致远和沈清秋在俱乐部发起人之一、万科董事长王石的引荐下参加这次聚会。两人步入会场时，立刻感受到一种与北京、香港截然不同的氛围。
“这里没有官僚气，没有学院派，只有实干家。”王石笑着迎接他们，这位日后中国地产界的教父级人物，此时四十出头，穿着简单的polo衫和卡其裤，晒得黝黑的脸庞透着户外运动的痕迹。
会场布置得很随意，长条桌上摆着水果、点心和啤酒，几十个人三三两两地站着交谈，空气里弥漫着粤语、普通话和蹩脚英语的混合音。
“林先生，你的书我们很多人都看了。”王石递过一杯啤酒，“特别是关于苏联解体的分析，很震撼。我们这些在深圳的人感触最深——体制一旦僵化，多么强大的帝国都会崩溃。”
林致远接过啤酒：“王总过奖。其实我这次来深圳，最想学习的就是特区的创新实践。书本上的理论，需要实践的检验。”
“实践？我们这里最不缺的就是实践。”一个洪亮的声音插进来。来人五十多岁，身材壮实，是深圳宝安一家电子厂的老板陈永强，“林先生，我1982年从潮州过来，当时这里还是稻田。十年时间，我那个作坊现在有八百工人，产品卖到欧美。”
王石介绍：“陈总是深圳第一批‘三来一补’企业的代表，从香港接单，在深圳加工，赚到邻一桶金。”
林致远与陈永强握手：“陈总的经历，就是改革开放的缩影。从加工贸易起步，完成原始积累，现在应该考虑转型升级了吧？”
陈永强眼睛一亮：“林先生到点子上了！现在工人工资年年涨，香港订单价格年年压，利润越来越薄。我想搞自己的品牌，但缺技术，缺设计，更缺懂国际市场的人才。”
这时，一个戴着金丝眼镜的中年人走过来：“陈总的问题，也是我们很多企业的问题。”他转向林致远，“我是深圳科技局的老李，负责企业创新服务。林先生从香港来，又去过欧美，能不能给我们提提建议？”
聚会变成了型座谈会。二三十个企业家围拢过来，听林致远分享国际见闻和投资理念。
“我在香港接触很多国际资本，他们看好中国，但又有顾虑。”林致远坦诚地，“顾虑主要有三点：政策连续性、产权保护、人才储备。深圳要吸引更多外资和高端产业，必须在这三方面下功夫。”
万科的王石提问最尖锐：“林先生，你产权保护重要。但深圳很多企业，包括我的万科，现在还是‘红帽子’企业——挂着集体或国有的牌子，实际上是我们私人投资经营。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这个问题问到了改革开放的敏感处。在场所有人都安静下来，看着林致远。
林致远思考片刻，谨慎回答：“王总的问题很关键。我的理解是，这是转型期的特殊现象。一方面，我们要承认现状的合理性——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红帽子’保护了很多创业者；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趋势——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是产权清晰。我相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法制的完善，这个问题会逐步解决。”
他顿了顿，补充道：“其实万科已经在探索了——股份制改造、发行b股、建立董事会制度，这些都是向现代企业制度迈进。王总走在了前面。”
王石点头：“得对。我们不能等，要主动探索。万科今年计划进行更彻底的股份制改造，可能要引入外资股东。”
“如果需要投资，我们可以参与。”林致远顺势提出，“致远资本正在寻找有潜力的中国企业。”
这话引起了在场企业家的兴趣。接下来的一个时，林致远收到了十几张名片和投资意向。
聚会结束时，王石单独邀请林致远和沈清秋：“明有空吗？去我的项目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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