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4月6日，香港中环。
上午九点，林致远和沈清秋站在交易广场大厦的楼下，仰望着这座由贝聿铭设计的现代建筑。玻璃幕墙在晨光中反射着金色的光芒，穿着西装的金融精英们步履匆匆地进出，空气中弥漫着咖啡、香水与金钱混合的气息。
“就是这里了。”林致远收回目光，对身边的梁安妮，“交易广场是香港金融的地标，在这里设立总部，能最快建立品牌形象。”
梁安妮，前罗盛咨询的猎头总监，如今已是致远资本香港公司的筹备负责人。她穿着一身得体的香奈儿套装，手持文件夹，干练地点头：“林先生眼光很准。交易广场一、二、三期都汇聚了顶尖金融机构——摩根士丹利、高盛、瑞银、汇丰私人银行都在这里。不过，”她稍作停顿，“租金很贵，每平方英尺月租要60到80港元。”
沈清秋快速心算了一下：“如果我们租2000平方英尺（约186平方米），月租金就要12万到16万港元，一年就是近200万港元。”
“不是租。”林致远平静地，“是买。”
梁安妮和沈清秋都愣住了。在这个年代，外资机构在香港多选择租赁，购买整层写字楼的极少。
“买？”梁安妮确认道，“林先生，交易广场三期的写字楼，现在售价大约每平方英尺8000到港元。2000平方英尺就要1600万到2000万港元。再加上装修、税费…”
“2000万港元，约合260万美元，在我们的预算范围内。”林致远语气坚定，“租赁固然灵活，但购买能传递更强的信号——致远资本不是来试水的，是要在香港长期扎根。而且，房地产本身也是投资。”
他转向梁安妮：“你去接触业主，看看三期有没有整层出售的。面积可以更大些，3000到4000平方英尺也可以考虑。我们要有接待区、交易室、会议室、研究部，还要留出未来的扩张空间。”
“明白了。”梁安妮迅速记录，“我下午就去联系戴德梁行和仲量联行的朋友。”
离开交易广场，他们步行前往不远处的皇后大道郑街道两旁，历史悠久的石质建筑与现代玻璃大厦交错，构成了香港独特的城市肌理。
在一家老字号茶餐厅稍作休息时，林致远向沈清秋解释他的思考：“清秋，你知道为什么我一定要把投资公司总部放在香港吗？”
沈清秋口喝着奶茶：“因为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信誉好，融资方便。”
“这是其一。”林致远，“更重要的是，在1992年的中国，投资公司还是个新鲜事物，很多人不理解，甚至有疑虑。‘投机倒把’的帽子虽然摘了，但‘资本’这个词依然敏福而在香港，资本运作是正常商业活动，不会引发不必要的政治联想。”
他顿了顿：“而且，通过香港公司投资内地，有双重优势：一方面享受外资的待遇——税收优惠、外汇便利；另一方面，我们又是中国人创办的，理解国情，能规避很多外资踩过的坑。”
沈清秋明白了：“所以是先在香港立足，再向内地辐射。”
“对。香港是跳板，是桥梁，也是保护壳。”林致远望向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等内地环境更成熟了，我们可以把更多功能迁过去。但至少在九十年代，香港总部这个定位不会变。”
下午，他们与戴德梁行的物业顾问会面。顾问陈先生是个五十多岁的香港人，西装笔挺，谈吐专业。
“林先生，巧了。”陈先生翻开资料册，“交易广场三期28楼，整层3200平方英尺，业主因为移民准备出售。原租客是一家英资贸易公司，租约下月底到期。业主开价每平方英尺9500港元，总价3040万港元。”
“能看看吗？”林致远问。
“当然。现在就可以去。”
28楼的视野极好。落地窗外，维多利亚港全景尽收眼底，对岸的九龙半岛和远处的狮子山清晰可见。空间方正，层高足够，原有的装修虽然略显陈旧，但基础不错。
“这里以前是公司总部，所以分区很合理。”陈先生介绍，“前面是接待和办公区，后面有独立的董事会议室和总经理办公室。电路和网络都是按金融机构标准配置的。”
林致远在办公室里走了一圈，想象着这里未来的样子：交易室里，分析师们盯着电脑屏幕；会议室里，企业家们路演项目；休息区里，投资人们交流信息…
“就这里了。”他做出决定，“但价格要谈。现在香港楼市刚从去年股灾中恢复，9500港元一尺偏高。我的心理价位是8800港元。”
“这…”陈先生面有难色，“业主很坚持价格。”
“告诉他，我们可以全款现金支付，一周内完成交易。”林致远，“在这个时间点，现金为王。”
这个条件很有吸引力。陈先生答应尽力去谈。
离开交易广场时，沈清秋问：“致远，3040万港元不是数目，我们资金够吗？”
“足够。”林致远，“启航集团去年的利润有5000多万人民币，合6000多万港元。美国致远资本那边可以调拨一部分。而且，”他笑了笑，“我们在日本股市赚的钱还没用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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