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4月的一个周三上午，北大经济系的研究生专题研讨课在文史楼三楼的教室举校这是经济系新开设的“改革前沿问题研讨”，由郑明远教授主持。郑教授年近五十，是系里有名的保守派学者，以坚持“计划经济的优越性”而闻名。
林致远和沈清秋提前十分钟来到教室，选择了中间偏后的位置。教室里陆续坐满了二十多名研究生，大多是经济系和经管学院的。
“今郑教授会讲什么？”沈清秋轻声问。
林致远翻看着课程大纲：“按照安排，应该是‘对外开放的理论边界与实际尺度’。”
话音刚落，郑教授夹着讲义走进教室。他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表情严肃。将讲义放在讲台上后，他推了推眼镜，扫视了一圈教室。
“同学们，今我们讨论对外开放的问题。”郑教授开门见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引进了大量外资和技术，这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开放是有边界、有限度的。”
他在黑板上写下几个关键词：“国家经济安全”、“民族工业保护”、“意识形态防线”。
“首先，开放不能危及国家经济安全。”郑教授声音铿锵，“目前有一种倾向，认为开放越大越好，外资越多越好。这是危险的！拉美国家盲目开放导致经济主权丧失的教训，我们必须吸取。”
几个学生低头记录着。林致远面色平静，手中的钢笔在笔记本上轻轻点着。
“其次，开放必须保护民族工业。”郑教授继续，“现在有些人鼓吹‘市场换技术’，但实际上呢？市场让出去了，技术却没换来。汽车行业就是典型——合资这么多年，我们自己的品牌在哪里？”
这时，一个戴眼镜的男生举手：“郑教授，可是不开放，我们怎么获得先进技术呢？闭门造车不是更落后吗？”
郑教授眉头微皱：“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们要引进技术，但不能依赖外资。应该像‘两弹一星’那样，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
他顿了顿，目光投向林致远：“我听有些同学在校外参与企业经营，甚至和外国资本合作。这种行为值得警惕。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是研究理论，而不是急功近利地搞什么‘实践’。”
教室里顿时安静下来，所有人都听出了郑教授的弦外之音。沈清秋担忧地看了林致远一眼，但他依然面不改色。
“郑教授，我可以发表一点看法吗？”林致远举起手。
郑教授略显意外，但还是点零头：“林致远同学，请讲。”
林致远站起身，语气平和但坚定：“郑教授刚才提到拉美教训，我完全赞同盲目开放的危险性。不过，我认为中国的开放与拉美有本质不同。”
他走到教室前面，在黑板的另一侧写下几个词：“渐进性”、“选择性”、“主动性”。
“第一，中国的开放是渐进的，从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再到内陆，层层推进。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避免了激进改革可能带来的震荡。”
“第二，中国的开放是有选择的。我们不是所有领域都开放，而是根据国家发展需要，有重点、有步骤地引进外资和技术。”
“第三，最重要的是，中国的开放是主动的。我们始终掌握着开放的主动权，根据国情调整开放节奏和领域。”
教室里响起低低的议论声。郑教授的脸色有些难看：“林致远同学，你的这些理论上没错。但实际中呢？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对民族企业的挤压，这些你怎么解释？”
“这正是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林致远从容回应，“外资的优惠政策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要措施。现在我们已经开始调整，逐步实行国民待遇。这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
他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同学们：“我认为，真正的危险不是开放本身，而是在开放中失去自我。只要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坚持学习消化再创新，开放只会让我们更强大。”
“得好听！”郑教授显然被激怒了，“你一个学生，懂什么实际？你知道外资企业的真实情况吗？你知道他们是怎么转移利润、逃避税收的吗？”
林致远平静地：“郑教授，我确实做过一些调查。去年暑假，我在上海浦东走访了十七家外资企业。它们确实享受了税收优惠，但也带来了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就业机会。更重要的是，它们形成了‘鲶鱼效应’，倒逼国内企业改革提升。”
他从文件夹里拿出一份资料：“这是我对浦东外资企业的调研报告，里面有详细的数据和分析。如果您感兴趣，我可以把复印件给您。”
郑教授愣住了。他没想到一个学生竟会如此准备充分。教室里鸦雀无声，所有人都看着这场师生之间的思想交锋。
最后还是郑教授打破了沉默：“今的课就到这里。林致远同学，你的报告我会看的。下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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