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2月的一个深夜,北大28斋308宿舍。
窗外寒风呼啸,吹得窗棂发出轻微的“咯咯”声。宿舍里早已熄灯,只有月光从窗帘缝隙透进来,在水泥地上投下几道惨白的光。王建国的鼾声均匀而深沉,周海涛偶尔磨牙,赵大山在梦中含糊地着家乡话——这些熟悉的声音,构成了宿舍夜晚的背景音。
但林致远睡不着。
他平躺在硬板床上,眼睛睁得大大的,望着上铺床板模糊的轮廓。脑海里,白同心圆协会会议上听到的那些故事,像电影画面一样一帧帧闪过——
王建国,他来北大时只带着全村凑的五十块钱,二十斤粮票。那个画面如此清晰:一个瘦弱的河南少年,背着打补丁的帆布书包,站在北大南门外,望着校园里来来往往的学生,眼里有憧憬,也有惶恐。
周秀英,她给弟弟妹妹买了新书包,弟弟写信“姐姐真厉害,以后也要考北大”。林致远仿佛能看到那个井冈山脚下的农家院,几个孩子围着一盏煤油灯,争着看姐姐从北京寄回来的信和礼物。
还有那些没有发言的同学们的故事,沈清秋后来一一讲给他听——
法学院那个陕北学生李志强,为了给父亲治病差点退学,拿到三百元救助金时跪地磕头;
物理系一个云南女生,靠协会的勤工助学收入,终于买得起专业需要的计算尺;
中文系一个甘肃男生,用第一笔工资给失明的母亲买了台收音机,母亲摸着收音机流泪:“我儿在北京出息了”……
每一个故事背后,都是一个挣扎的家庭,一个艰难的求学路,一个几乎被贫困扼杀的梦想。
林致远的思绪飘回了沂蒙山。
他想起了石头——那个憨厚的山里少年,现在在北钢读书,每个月都要写信来,“致远哥,俺一定好好学,将来回去建设家乡”;
想起了林铁柱、石刚——那些在北京废品站挥汗如雨的乡亲,他们粗糙的双手,黝黑的脸庞,眼中对改变命阅渴望;
想起了自己的父亲,那个在山村学教了一辈子书的民办教师,煤油灯下批改作业的侧影,粉笔灰染白的两鬓;
想起了母亲,总把好吃的留给他,自己啃窝头的慈祥面容;
想起了老家那些孩子——冬的早晨,他们走十几里山路去上学,冻赡手脚,单薄的衣衫,但眼睛亮晶晶的,因为老师“知识改变命运”……
“知识改变命运。”林致远在心中默念这句话。这句话很对,但有一个前提——孩子得有机会上学,上得起学。
他想起了重生前的那个世界,想起了1990年启动的“希望工程”,想起了那双着名的大眼睛——那个手握铅笔、睁着渴望求知的大眼睛的农村女孩。
那个画面,曾让无数中国人动容,也推动了中国乡村教育的一场革命。
可是现在,1988年,希望工程还没有启动。
还有两年。
两年时间里,有多少孩子会因为没有学费而辍学?有多少农村学校会因为缺钱而关闭?有多少个“大眼睛”会在渴望中逐渐黯淡?
林致远感到胸口像压了块石头,沉甸甸的,喘不过气。
他轻轻坐起来,靠在墙上。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正好照在他脸上。他看着对面床上熟睡的室友们——王建国翻了个身,嘴里嘟囔着梦话:“这道题……应该这样解……”
这些同学,都是幸阅。他们冲破了千军万马,考上了北大,改变了命运。但他们的身后,是无数倒下的同龄人——那些同样聪明、同样努力,但因为贫困、因为地域、因为各种不公平,而被挡在大学门外的年轻人。
“如果我什么都没有做,就这样再活一世……”林致远在心中问自己,“等老了,躺在病床上,回顾这一生,我会不会后悔?”
答案清晰而尖锐:会。
大丈夫生于地之间,当有所为有所不为。上既然给了他第二次机会,让他带着前世的记忆和见识重生,难道就是为了让他吃喝玩乐,享受人生?
不。
如果那样,他林致远就不是林致远。
他想起了吴教授的话:“致远,你是有大格局的人。你的目光不在个让失,而在家国下。”
他想起了沈清秋的眼神:“致远,我父亲,看一个国家的未来,要看它的青年看向哪里。”
他想起了安德森教授在伯克利对他的话:“林,你回中国是对的。你的国家正处在历史的关键时刻,需要你这样的人。”
是的,需要。
中国需要改革,需要发展,需要让更多人过上好日子。而这一切的基础,是教育。
没有教育,一切都是空中楼阁。
林致远感到一股热流从心底涌起,流向四肢百骸。那是一种使命感,一种紧迫感,一种“舍我其谁”的担当。
他轻手轻脚地下床,没有开灯,就着月光摸到书桌前。拉开抽屉,拿出纸笔。
钢笔尖在稿纸上摩擦,发出细微的“沙沙”声。月光太暗,他写得很慢,但每一个字都力透纸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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