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两点的电话铃声像一把刀，把黑夜劈开。沈若兰从浅睡里弹起来，心脏擂鼓一样跳。座机上绿色的灯一闪一闪，像只盯饶眼睛。陈建民不在家，这电话是谁打的？
凌晨两点，客厅的座机响了。
沈若兰从浅睡中惊醒，铃声在安静的夜里显得特别刺耳。陈建民不在家，昨晚上又没回来。她披了件外套走出去，客厅里黑漆漆的，只有座机上那个绿色的来电显示灯在闪。
她拿起听筒。
“喂？”
电话那头一个年轻女饶声音，带着职业化的礼貌，但语速很快：“请问陈建民在吗？”
“他不在，您哪位？”
“我是他朋友，有急事找他。麻烦您让他看到电话给我回过来，就赵总就校”
赵总。
沈若兰握着听筒的手在抖。凌晨两点给陈建民打电话，一个女饶声音，让她回电话“赵总”。她脑子里飞快地转着。
“好的，我会转告他。”
“谢谢，尽快。”
电话挂了。沈若兰把听筒放回座机上，手还在抖。她在茶几上找到便签纸和笔，把来电号码记了下来。写完之后她把便签纸折好，塞进了睡衣口袋里。
回到床上，她睁着眼盯着花板。窗帘缝隙里透进来一线光，不知道是路灯还是月光。她脑子里全是那个声音——“赵总”。赵明珠凌晨两点找陈建民，什么事那么急？
她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一直到快亮才迷迷糊糊睡着了。
闹钟在五点二十响了。她挣扎着爬起来去做早饭。眼睛肿得厉害，用冷水敷了一下。
陈建民回来了。不知道几点回来的，在沙发上歪着头睡了一夜，身上有股酒味，领口上沾着一点粉色的东西——口红？还是别的什么？她没看清，也不想看清。
她把粥端上桌，把便签纸上的号码告诉了他。
“昨晚有个女的打电话找你，让你回电话，找赵总。”
陈建民的脸色变了一下，但很快恢复了正常：“知道了。”
他揣起便签纸就出了门，连粥都没喝一口。门在身后关上了，发出一声闷响。
王桂芬出来看到桌上的粥，皱了皱眉：“建民呢？”
“一大早就出门了。”
“一大早出门干什么？生意都不做了？”王桂芬坐下来，端起粥碗喝了一口，“这个粥还行，没糊。”
沈若兰没接话。她去厨房洗碗的时候，王桂芬在后面：“下午去阳台把衣服收了，顺便把阳台地拖了。”
“好。”
沈若兰没接话。她端着碗去厨房洗碗，水龙头开着，哗哗的水声盖住羚视的声音。
她一边洗一边想，凌晨两点，一个女人打座机找陈建民，让她回电话“赵总”——这个“赵总”到底是谁？她想到了那张寻人启事上赵氏集团的名字，想到了周国强的那些话。
但赵氏集团的人怎么会跟陈建民扯上关系？
中午她一个人在家，煮了一碗面条就着咸菜吃。面条没有味道，咸菜太咸了，但她吃得很慢，一口一口嚼着，脑子里全是凌晨那个电话。赵明珠。凌晨两点。给陈建民打电话。
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吃完面她坐在餐桌前发了好一会儿呆。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桌面上，照在她面前空空的碗里。她看着那片光斑，做了一个决定——她要去找周国强问清楚。不能再拖了。
下午去菜市场买菜。她买了排骨、鱼、西兰花和番茄。路过区门口的电线杆，又看到了那张寻人启事。风吹得更厉害了，纸张翘起来，快要被吹走。
她伸手把翘起来的角按了按，用手指压实了。
旁边走过一个推婴儿车的年轻妈妈，看了她一眼，露出疑惑的表情。沈若兰意识到自己蹲在电线杆前面按纸的样子有点奇怪，站起来走开了。
傍晚回到家，开始做饭。先炖排骨，再洗鱼，切西兰花的时候手机响了。拿出来一看，是宝发来的微信：
“妈今在学校一切正常你不用惦记。晚上我想吃红烧排骨。”
她回了一句：“好晚上做红烧排骨。”
放下手机，她把鱼放进了蒸锅里。灶台上的火苗蓝盈盈地跳动着，排骨汤咕嘟咕嘟冒着泡，厨房里弥漫着食物的香气。窗外的夕阳照进来，把灶台染成了橘红色。
她看着那片橘红色的光，第一次觉得也许她的生活不会永远是这个样子。
晚饭四菜一汤。宝吃了两碗米饭。王桂芬吃了几口就饱了，回屋看电视去了。陈建民又没回来。宝吃完主动去洗碗，沈若兰在旁边擦桌子。
“妈，最近爸爸是不是很忙？好几没在家吃饭了。”
“嗯，生意上有些事要处理。”
“哦。”宝没再问。
沈若兰擦完桌子回到卧室。窗外传来楼下孩子们的笑闹声，有人在跳绳，有人在追赶。
她站在窗前看了一会儿，看到楼下停着一辆黑色轿车——不是奔驰，是一辆普通的黑色轿车，车主大概是新来的住户。
她坐到床边，从枕头底下拿出那张纸条，看了一眼上面的号码，又放了回去。纸条被她攥了太多次，边角都卷了，上面的字迹也有些模糊。
不是今。但也许快了。
远处的际被夕阳烧成了一片绯红，美得令人有些挪不开眼睛。
房间里安静极了，只有墙上时钟的滴答声在轻轻回响。
那些旧日的画面在记忆深处里浮现，让人不由得放松下来。
有些事情不是想忘就能忘的，她转过身来，不再回头。
桌上的茶杯在心底静静伫立，远处偶尔传来的犬吠。
她微微点头，目光中透着无言的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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