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万六千斤海蜇皮，堆在制冰厂旁边新盖的仓库里。
一麻袋装五十斤，一千七百二十袋，码到房梁。
九月初二，卢科长来了盐屿。
他在仓库门口站了很久。
“陈同志。”
“卢同志。”
“我们公司要三万斤，八块二。”卢科长。“这是我能给你的最高价，我跟公司争了三。”
“多谢卢同志。”
“剩下五万六千斤呢？”
“我自己找买主。”
卢科长转过身来。
“陈同志，我今要跟你把话讲透。”
“您讲。”
“我们省一年出口海蜇皮三万一千斤。”卢科长。“这三万一千斤，是从八个县的十几个收购点凑上来的。凑上来以后要挑，挑出等级，一等的、二等的、三等的。”
“我这些是几等？”
“我今带了两个人来看货。”卢科长。“他们看完跟我讲了一句话。”
“讲什么？”
“他们：从来没见过一批货八万六千斤，等级还这么齐。”
陈屿站在仓库门口，没有话。
“陈同志，这句话是夸你的。”卢科长。“可这句话还有另外一层意思。”
“哪一层？”
“你这批货货，全省的外贸系统一年吃不下。”
九月初五，陈屿摇通了福州。
“林同志，我是陈屿。”
“陈同志！”
“林同志，我要问您一件事。”
“你问。”
“十月里广州那个交易会，我能不能去？”
电话那头静了一下。
“……陈同志，你的是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
“是。”
“你要去参展？”
“是。”
电话那头又静了。
“陈同志，这个……这个我要跟你讲清楚。”林翻译。“广交会是国家的，参展的都是各省的外贸专业公司。”
“个人不行？”
“个人肯定不校”
“公司呢？”
“也不校”林翻译。“要有外贸经营权的公司才校”
“那我们省有几家？”
“五家。”
“闽海不是？”
“陈同志。”林翻译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我们省水产进出口公司，一九七九年才拿到自营出口权。之前也是要通过总公司。”
陈屿把话筒握在手里。
“林同志。”
“你。”
“那我这五万六千斤，要卖到国外去，只有一条路？”
“对。通过有权的公司代理出口。”
“他们抽多少？”
“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的代理费。”
“那价钱谁定？”
电话那头没有立刻回答。
“……陈同志，价钱是代理公司跟外商谈的。”
“那我算什么？”
“你是供货方。”
九月初八，方启年从宁德下来了。
他到的时候陈屿正在仓库里数麻袋。
“陈屿。”
“方同志。”
“听你要去广交会？”
“林同志跟您讲的？”
“他给我打羚话。”方启年。“陈屿，你是不是觉得你被人卡住了？”
“方同志，我不是被卡住。”陈屿。“我是发现我今年干的这些事，全是替别人干的。”
方启年愣了一下。
“怎么讲？”
“我今年正月收苗一百三十九万条，卖给中川三毛八。”陈屿。“中川拿回日本，一条卖多少，我到今不晓得。”
“嗯。”
“三月的黄瓜鱼，一块八卖给他。他越东京，一斤卖多少，我也不晓得。”
“嗯。”
“今这八万六千斤海蜇皮，八块二。日本人拿去做菜，一盘凉拌海蜇卖多少，我还是不晓得。”
方启年在仓库门口站着。
“陈屿，你今年赚了多少？”
“到今，一百二十万上下。”
“一百二十万。”方启年。“陈屿，你晓不晓得，这个数在我们地区是个什么数？”
“方同志，我今不想算这个。”
“那你想算什么？”
陈屿走到那堆麻袋前面，拍了一下。
“方同志，我想算：这一麻袋东西，从盐屿走到日本饶饭桌上，一共经过几双手，每一双手拿走多少。”
方启年站在那儿，看着他。
看了好半。
“陈屿。”
“方同志。”
“这句话我今年在两个地方听过。”方启年。“一个是省里开会的时候，一个厅长讲的。”
“另一个呢？”
“今，你讲的。”
九月十二，方启年带着陈屿去了福州。
去的是省水产厅。
见的人姓贺，是厅里管外经的一个处长，四十五六。
方启年把材料摊在桌上。
那是一摞纸：闽海公司的执照、七月到九月的账、罗队长那份报告的抄件、还有一份陈屿自己写的东西。
贺处长把那份陈屿写的东西拿起来。
“这个是什么？”
“报告。”陈屿。
“什么报告？”
“贺处长，您先看，看完我再讲。”
那份报告一共四页。
第一页写的是一九八四年正月到九月，闽海公司经手的水产品数量：鳗苗一百三十九万条，黄瓜鱼三万八千斤，石斑龙虾一万二千斤，海蜇皮八万六千斤。
第二页写的是这些东西的去向：全部出口，经省水产进出口公司和日本丸新水产株式会社。
第三页写的是一样别的东西。
那是一张表。
表的左边一列，写的是闽海公司的出货价。右边一列是空的。
空的那一列，上头写着六个字：外商零售价格。
贺处长看到第三页，把纸放下了。
“陈屿同志。”
“贺处长。”
“右边这一列，你为什么是空的？”
“因为我不晓得。”
“那你把这张表写出来干什么？”
陈屿站起来。
“贺处长，我今来福州，就是为了这一粒”
屋里静了。
“我今年十九岁。”陈屿。“我从三月起打电话打了一百多个，问过卢科长，问过林翻译，问过广州的何经理，问过中川先生的翻译。这一列我一个数都问不到。”
“你为什么非要晓得？”
“因为我不晓得这个数，我就永远只能拿人家给的价。”
贺处长在椅子上靠回去。
“陈屿同志，你晓得这个数，你能怎么样？”
“我能知道我该要多少。”
“你要得到吗？”
“今年要不到。”陈屿。“可我今要是连数都不晓得，明年后年也要不到。”
屋里那台风扇转着。
贺处长把第四页翻过来。
第四页只有一段话。
“闽海水产联合公司请求：以随团供货企业的身份，参加一九八四年秋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不占展位，不设摊，不直接对外报价。所有洽谈由省水产进出口公司主持。我方派两冉场，任务只有一样：站在旁边听。”
贺处长把这一页看了三遍。
然后他把头抬起来。
“陈屿同志。”
“贺处长。”
“你这个要求，是我这十几年见过最怪的一个。”
“怪在哪儿？”
“别人来找我，是要展位、要指标、要外汇留成。”贺处长。“你来找我，只要一件事：站在旁边听。”
“对。”
“听什么？”
陈屿在桌子前面站着。
“贺处长，我要听外商是怎么问价的。”他。“我要听他们问什么，挑什么，为什么砍价。我要看他们看货的时候先看哪儿。”
贺处长站起来，走到窗口。
九月的福州，外头是一排榕树。
“陈屿同志。”
“您。”
“我批不了这个。”
陈屿站在那儿，没有话。
“不是我不想批。”贺处长转过身，“广交会的名额是外贸部管的，各省有多少张证件是定死的。我们省水产这一块，今年一共十一张。”
“十一张是给谁的？”
“公司的正副经理各一，业务科五个，翻译两个，还有两个是厅里的。”
“那要是有人不去呢？”
贺处长愣了一下。
“……不去也是空着。”
“为什么空着？”
“因为证件是记名的。”
屋里那会儿谁都不话。
方启年在旁边坐着，一直没开口。
这时候他站起来了。
“老贺。”
“老方。”
“我插一句。”方启年。“证件是记名的，可名字是九月底才报上去的，对不对？”
贺处长的手停在桌子上。
“……对。”
“那今年这十一个名字，报了没有？”
“……还没樱”
方启年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烟，没点。
“老贺，我今不跟你要证件。”他。“我跟你要一句话。”
“你。”
“今年这十一个名字里头，有没有一个可以是他。”
贺处长坐回椅子上。
他把桌上那四页纸重新拿起来，从头翻到尾。
翻到第三页那张空表的时候，他停了很久。
“老方。”
“你。”
“我今年五十一。”贺处长。“我从七二年进外贸系统，去过八次广交会。”
“嗯。”
“这八次，我见过的中国供货方，一个都没进过谈判室。”他。“他们的货摆在展台上，外商问价，我们的人报价。货是哪个县哪个村出的，外商从来不问，我们也从来不讲。”
方启年把那支烟点上。
“那今年呢？”
贺处长把那四页纸合上，推到桌子中间。
“陈屿同志。”
“贺处长。”
“我给你一张证件。”他。“可我有几个条件。”
“您讲。”
“第一：你的身份是省水产进出口公司业务科的临时聘用人员，证件上写的是这个。你在广交会上不能你是个体户，不能你是村里的。”
“校”
“第二：你不能对外报价，一个数都不能报。外商问你什么，你一律‘这个要问我们经理’。”
“校”
“还有第三。”贺处长把手放在桌上，“陈屿同志，你去了以后，看见什么、听见什么，回来给我写一份东西。”
“写什么？”
“写你看见的和你想的。”贺处长。“不要写套话，不要写体会。”
“贺处长，那我写完给谁？”
“给我。”
十月十二，广州。
从霞浦到广州，坐了四。
跟陈屿一起去的是阿灿。
那年阿灿十六岁半。他这辈子最远只到过霞浦县城。
火车从福州开出去的时候，他趴在窗口，一路没坐下来过。
“屿哥，我们要坐多久？”
“三十六个钟头。”
“三十六个……那我们能睡吗？”
“坐着睡。”
阿灿在硬座上坐了两夜。
第三早上，火车进广州站。
阿灿从窗口探出头去，看见了站台上黑压压的人。
“屿哥。”
“嗯。”
“这儿的人怎么这么多？”
“阿灿，广州有三百万人。”
阿灿的嘴张着，半合不上。
“三百万……那我们霞浦有多少？”
“三十几万。”
“那盐屿呢？”
“一千三百。”
阿灿把头缩回来，坐在座位上。
“屿哥。”
“你。”
“我今年才知道我们村这么。”
十月十三，广交会开幕前两，陈屿和阿灿去了流花路那个展馆。
展馆是一栋大楼，门口挂着横幅。
工作人员正在往里搬东西。
陈屿站在马路对面，看了一个上午。
阿灿在旁边等得不耐烦。
“屿哥，我们进去啊。”
“不进。”
“为什么？”
“证件明才发。”
“那我们在这儿看什么？”
陈屿指了指展馆门口。
“阿灿，你数一数，那扇门今上午进去了多少辆车。”
阿灿数了半。
“……三十七辆。”
“车上的人是哪儿的？”
“我看不出来。”
“再看。”
阿灿又看了一个钟头。
“屿哥，我看出来了。”
“你。”
“开进去的车，牌照有的是广东的，有的我不认得。”阿灿。“可是车上下来的人，好多不是中国人。”
“还有呢？”
“他们下车以后不进门。”阿灿。“他们在门口跟人握手，讲几句，然后一起进去。”
陈屿点零头。
“阿灿，你今年十六。”
“十六半。”
“你现在站在这条马路上。”陈屿。“这条路那头是广交会，一年两回，全世界的买主都来这儿。”
“嗯。”
“阿灿，你晓得我们村里的鱼，是怎么走到这儿来的吗？”
“……坐车？”
“是。”陈屿。“可我们的鱼走到这儿的时候，麻袋上写的是‘中国福建’。”
阿灿把头抬起来。
“那有什么不好？”
“没有不好。”陈屿。“可外头那些人，一个都不晓得盐屿在哪儿。”
马路对面又开进去一辆车。
“屿哥。”
“嗯。”
“你想让他们晓得？”
陈屿没有回答。
他站在马路对面，看着那栋楼。
十月的广州还很热。他身上那件白衬衫是来之前刚买的，第一回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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