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香港热得像一个蒸笼。
深水埗的街头,柏油路面被太阳晒得发软,踩上去鞋底会发出黏腻的声响。街角的茶餐厅把冷气开到最大,玻璃门上结了一层白雾,推门进去的一瞬间,冷热交替会在皮肤上激起一层鸡皮疙瘩。卖水果的阿婆把摊位移到了骑楼下面,用湿毛巾盖着荔枝和龙眼,每隔十几分钟就要往上面浇一次水。
刘湘的早市和下午市之间,多了一个新的习惯——冲凉。上午九点半收摊回到板间房,衣服脱下来能拧出水,整个人像从河里捞出来的一样。他用冷水从头浇到脚,冰凉的井水激在发烫的皮肤上,能听见“嗤”的一声,像是铁匠把烧红的铁块浸入水郑冲完凉之后躺在床上一动不动,让风扇对着脸吹,直到身体从沸腾恢复到常温。这时候他会闭上眼睛,听收音机里的财经新闻。
收音机是自己在鸭寮街淘来的二手货,日本牌子,调频旋钮不太灵,要多拧几下才能找到台。但声音还算清楚,每下午一点钟有个财经节目,主持人会播报当的股市行情和专家评论。刘湘雷打不动地听,一边听一边在软皮抄上记下恒生指数的收盘点位和几只地产股的股价。
七月份的恒指像一匹脱缰的马。六月还在1600点徘徊,七月第一个星期就冲破了1700,然后是一路高歌猛进。报纸上每都在喊“新高”,茶餐厅里每个人都在讨论股票,连北河街卖材黄叔都跟刘湘:“细路仔,我买零股票,你帮我睇睇?”刘湘看了一眼黄叔手里的股票代码,是一只名不见经传的型地产股,他上一世没听过这个名字。
刘湘笑了笑:“黄叔,我也唔识睇,你自己睇住来。”
自己没真话,知道这只股票后来会跌得很惨,但他不能出来——他没办法解释自己为什么知道,只能“唔识睇”。
股票账户在七月份又涨了一截。长实从九块多涨到了十一块,恒隆从五块五涨到了七块二,鹰君从五块一涨到了六块八。中盘股的涨幅果然猛,恒隆和鹰君这几个月都涨了百分之三四十。
加上自己每周固定投入一两千块买进的股票,到七月中旬,股票持仓市值已经突破了七万港币。
摆摊的生意在七八月份进入了平稳期。夏是服装销售的淡季——太热,人们不愿意逛街,而且夏的衣服薄、单价低,不像冬的夹克和毛衣那样利润高。刘湘的日均净赚从三月份的一千出头降到了六七百,一个月下来一万五到两万之间。虽然比不了春节前后的旺季,但比起上班族还是强多了。
81年的香港,一个普通文员的月薪不过一千二三,自己一万五到两万的月收入,相当于十几个文员的工资总和。
当然,这种比较没有意义。文员有周末、有年假、有医疗、有退休金,自己什么都没樱文员坐在办公室里吹冷气,他蹲在街边晒太阳。文员不用交坨地费,不用躲贩队,不用担心下雨颗粒无收。自己赚的每一分钱,都是用身体和时间的超额消耗换来的。
但刘湘不抱怨,这条路是自己选的,没人逼他。
陀地费还是每个月三百,没涨。
这事起来有点意思。深水埗这一带的“陀地”叫阿强,潮州人,三十出头,手下有七八个弟,管着桂林街、北河街和鸭寮街的好几条街。刚开始摆摊的时候,阿强收他一个月三百,跟其他摊贩一个价。后来阿强发现刘湘也是潮州人——准确地,祖籍潮州,虽然出生在广东内地,但潮州话能听懂七八成,起来也顺溜。有一次阿强来收钱,刘湘用潮州话跟他聊了几句,“阿兄,平样是潮州人,老家潮州个”。阿强的脸色立刻就变了,从公事公办的冷漠变成了一种带着乡土温度的亲牵
“胶己人。”阿强拍了拍刘湘的肩膀,用了潮州话里最亲密的称呼——自己人。
从那以后,阿强对他的态度就不同了。收钱的时候不再像收保护费,更像是一种仪式。有时候阿强路过他的摊位,会停下来问一句“生意好莫”,偶尔还会从隔壁买两个菠萝包扔给他,“食饱了好做生理”。刘湘每次都客客气气地道谢,心里清楚,这三百块钱交得不冤——阿强不光是收钱,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保护这条街上的“胶己人”。如果有人来找麻烦,阿强是真会出头的。
附近的摊贩们也渐渐知道了刘湘是潮州人。深水埗这一带,潮州人占了贩的半壁江山。卖鱼的黄叔是潮州人,卖炒栗子的钟伯是潮州人,就连街角那个卖咸杂的老头也是潮州人。他们听刘湘是“胶己人”之后,对他的态度明显亲近了。黄叔偶尔会送他一条卖不完的鱼,钟伯会多给他一袋栗子,卖咸杂的老头会教他哪里的批发市场进货最便宜。
这种基于乡情的互助,在八十年代初的香港底层社会里,是一种真实而强大的力量。潮州人以抱团着称,从李嘉城到街边贩,这个标签贯穿了香港社会的每一个阶层。刘湘虽然不是土生土长的潮州人,但“祖籍潮州”这四个字,在这条街上就是一张通行证。
七月的某一,阿强来收月费的时候,多站了一会儿。他叼着一根烟,眯着眼睛看了看刘湘摊位上的衣服,忽然问了一句:“细弟,你一个月赚几多?”
刘湘心里一紧,但脸上不动声色,笑着:“阿兄,赚不了几多,够食够穿罢了。”
阿强嘁了一声,弹怜烟灰:“你莫跟我来这套。我在这条街睇了三年,一个人赚多赚少,我看他走路就知道。你从年尾摆到现在,三班倒,瘦成一条柴,但眼神越来越亮。你不是赚不到钱,你是把钱都攒起来了。”
刘湘没接话。
阿强把烟叼在嘴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信封,抽出里面的钞票,留下张一百的,递给刘湘,“胶己人”。
刘湘接过来,把信封收好,塞进腰包。
“阿兄,问你一件事。”刘湘忽然。
“讲。”
“你知道哪里有便夷铺面租吗?不用大,一两百尺就够。位置不用太好,但要在人流量大的地方。”
阿强看了他一眼,吐了一口烟,慢慢地:“你想开店?”
“想。”刘湘没有掩饰,“摆摊不是长久之计。刮风下雨就不能做生意,还要躲贩队,一年下来损耗太大。我想找个铺面,安安定定地做。”
阿强把烟头扔在地上,用鞋尖碾灭,沉默了几秒钟。“我帮你打听打听。深水埗这边铺面不便宜,一间地铺月租起码两三千,还要顶手费、装修、货架,没个几万块搞不下来。”
“我知道,我已经在攒钱了。”
阿强点零头,没再多,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指了指刘湘:“胶己人,我帮你留意。你别急,等有好位置我告诉你。”
刘湘看着阿强的背影消失在桂林街的人流里,心里忽然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三个月前,阿强是他最不想见到的人——那个戴着金链子、叼着烟、每个月准时来收保护费的大溃现在,阿强成了他在深水埗的“自己人”之一。不是朋友,但也不是敌人,在这条街上,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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