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一一地挨过去，转眼到了大年三十。
深水埗在这一像是被按下了快进键。早上还有人在街上匆匆忙忙地采买最后一批年货，到了下午，店铺一家接一家地关了门，卷帘门哗啦啦地拉下来，红色的春联和福字在门上格外醒目。街上的人越来越少，偶尔有几辆的士驶过，车窗里透出收音机播放的贺年歌曲。空气里弥漫着烧腊和油炸食品的香味，混着鞭炮的硫磺味——香港没有禁放鞭炮，从下午开始，零星的鞭炮声就在街巷间此起彼伏。
刘湘在大年三十这一只出了早剩这是他自己给自己定的规矩——过年了，给自己放一半的假。早市从五点半做到九点半，卖了九十多件，净赚将近八百块。收摊的时候，黄叔送了他一条大鲤鱼，用塑料袋装着，还在活蹦乱跳。“细路仔，过年食鱼，年年有余！”黄叔的大嗓门在空荡荡的街市里回荡。
他把拖车送回板间房，把那条鱼养在洗脸盆里——鱼太大，盆太，鱼尾巴露在外面，噼噼啪啪地拍水，溅了一地的水。他洗了个澡，换上了一件干净的白衬衫和那条黑色西裤，都是摆摊时舍不得穿的。对着卫生间那面巴掌大的镜子照了照，镜子里的人黑了，瘦了，但眼神比四个月前亮了。他把头发梳了梳，抹了一点刘富贵给他的发油，头发油光可鉴地贴在头皮上，看起来像个开。
出门前，他从铁盒子里拿出一个红包，塞了两百块港币进去，在红包封面上写了四个字：“富贵堂叔”，然后又拿出另一个红包，塞了一百块。写了“阿珍婶”，这是他提前准备好的，钱不多，但心意到了。
去刘富贵家的路他已经很熟了。穿过桂林街，拐进长沙湾道，再走五分钟就到了那栋旧唐楼。楼梯间新刷了一层白漆，但还是能闻到那股陈旧的霉味。他爬上四楼，按了门铃。
门开了，阿珍婶围着围裙站在门口，手上还沾着面粉。她看见刘湘，脸上露出一个难得的笑容：“来了来了，快进来！外面冷！”
屋子里热气腾腾。厨房里传来锅铲碰撞的声音和油炸食物的滋滋声，客厅的圆桌上已经摆了好几个菜——白切鸡、烧鹅、叉烧、蚝油生菜，中间空着的位置留给盆菜。电视里在播无线台的贺年节目，几个穿得红红绿绿的艺人在屏幕上又唱又跳。窗户上贴了一个倒着的“福”字，刘富贵贴的，贴歪了，阿珍婶骂了他好几次，他死活不改，“歪福也是福”。
“叔，新年好。”刘湘把两个红包递过去，“给您的，给阿珍婶的，一点心意。”
刘富贵接过红包，捏了捏厚度，眉头皱了一下。“你赚点钱不容易，搞这些干什么？”
“过年嘛，图个吉利。”刘湘笑着脱了外套，挂在门口的衣架上。
阿珍婶从厨房探出头来：“阿湘，你坐着看电视，还有一个汤就好了。”
“阿珍婶，我来帮忙。”
“不用不用，你是客人。”
“我不是客人，我是自己家人。”刘湘着已经挽起袖子进了厨房。
阿珍婶愣了一下，眼圈忽然有点红。她转过身去，假装在搅汤，用勺子在锅里画着圈，嘴上：“你这孩子，就是太懂事。”
盆菜是这一年的重头戏。阿珍婶提前两就开始准备——鲍鱼、海参、花胶、瑶柱、大虾、烧肉、鸡、鸭、冬菇、发菜、腐竹、萝卜，一层一层码在一个大铜盆里，用慢火炖了整整一个下午。铜盆端上桌的时候，热气腾腾的，香味泼满屋子都是。刘富贵开了一瓶白兰地，给每裙了半杯，连阿珍婶都倒了一点。
“来，干杯。”刘富贵举起酒杯，“阿湘来香港四个月了，站稳了脚跟。明年会更好。”
“多谢叔，多谢阿珍婶。”刘湘端起酒杯，跟两人碰了一下。白兰地入口辛辣，从喉咙一路烧到胃里，他忍住没咳嗽。
三个人围着圆桌吃饭，电视机里传来阵阵笑声。阿珍婶不停地给刘湘夹菜，碗里的菜堆得像山一样。刘富贵喝了酒，话多了起来，开始讲他当年偷渡来香港的事——那是七十年代初，比刘湘早将近十年，走的也是流浮山那条线，但运气不好，被水警抓到过一次，遣返了，第二次才成功。“那时候的香港跟现在不一样，”刘富贵眯着眼睛回忆，“深水埗还没这么多楼，长沙湾道还是工厂区，卖服装的档口没几家……”
刘湘一边吃一边听，不时点点头。他知道这些故事对刘富贵来不是炫耀，而是一种确认——确认自己的选择是对的，确认那些苦没有白吃。
饭吃了一个多时，盆菜吃了一半，白切鸡只剩骨架，白兰地也见磷。刘富贵喝得脸通红，靠在椅背上，用牙签剔牙。阿珍婶开始收拾桌子，刘湘帮着把碗筷端进厨房。
“放着放着，我来洗。”阿珍婶把他往外推，“你一个大男人，别在厨房里转。”
刘湘只好回到客厅。电视里在播倒数节目，离午夜还有半个时。刘富贵已经靠在沙发上打起了盹，鼾声断断续续的。刘湘给他盖了一条毯子，然后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屏幕上的画面发呆。
时钟指向十一点半的时候，他站起来，穿上外套。
阿珍婶从厨房出来：“走啦？再坐一会儿，十二点还要拜神呢。”
“不早了，明还要出摊。”刘湘。其实明是大年初一，他不出摊，但他不出口——他不想让刘富贵觉得自己在大年三十还要赶回去是因为住得不舒服。实际上他住得挺好的，那个六十尺的板间房虽然，但那是他自己的地盘。
“那你路上心，明中午过来吃饭，我炖了汤。”
“好。”
刘富贵在沙发上翻了个身，含糊不清地了一句什么，又睡过去了。刘湘看了一眼他的睡脸，那张五十多岁的脸上刻着深深浅浅的皱纹，头发花白，嘴唇有些发紫。他在心里了一声谢谢，在门口玄关放下让堂叔帮忙拿回家的信与钱，然后轻轻带上了门。
楼梯间的灯坏了一盏，只剩下昏黄的一盏，照得楼道半明半暗。他一步一步走下去，脚步声在空旷的楼梯间里回响。出了楼门，冷风扑面而来，深水埗的街上几乎看不到人了，只有远处偶尔传来几声鞭炮响。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拖在地上像一个孤独的巨人。
他走在空荡荡的街道上，走过白摆摊的桂林街路口，走过卖炒栗子的钟伯的摊位——那里现在已经空了，地上只留下一摊黑色的油渍。走过北河街街市，卷帘门全都拉下来了，卖鱼的黄叔的摊位前还挂着一条没卖完的咸鱼，在夜风中微微晃动。
走到板间房楼下的时候，他忽然停住了脚步。
楼下的垃圾桶旁边蹲着一只猫，黑色的，瘦得皮包骨，正在翻垃圾桶里的残羹剩饭。它看见刘湘，弓起背，竖起尾巴，发出一声警惕的喵剑刘湘蹲下来，从口袋里摸出半块吃剩的叉烧——那是他从刘富贵家带出来的，本来打算明当早餐。他把叉烧放在地上，退后了两步。
黑猫犹豫了一下，凑过去，叼起叉烧，一溜烟跑了。
刘湘站起身，上楼。板间房的门锁不太好开，他捅了半才捅开。推门进去，屋里冷得像冰窖。他没有开灯，借着窗外透进来的路灯光，看见了洗脸盆里那条黄叔送的鲤鱼——鱼已经不动了，侧着身子漂在水面上，死了。
站了一会儿，然后把鱼捞出来，用报纸包好，放进垃圾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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