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底的深圳，空气闷热得像蒸笼。
孙德茂坐在办公室的皮质转椅上，面前摊着三份文件——一份是德茂公司上半年的财务报表，一份是下个月的信用证到期清单，还有一份是银行信贷科昨刚送来的催款通知。
他拿起催款通知，扫了一眼上面的数字——四百二十万人民币，是去年底那笔用于购买配额的中短期贷款，十后到期。
孙德茂把文件往桌上一扔，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两下。
门外传来敲门声。
“进来。”
进来的是财务主管老吴，五十来岁，戴着一副老花镜，手里拿着一摞单据。他是德茂系的老员工，从孙德茂在国企时代就跟着他干，最清楚公司的家底。
“孙总，”老吴把单据放在桌上，“上午银行那边又打电话来了，问贷款展期的事。”
“你怎么的？”
“我孙总正在想办法，月底之前一定给答复。”
孙德茂点零头，没有话。他拿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已经凉透的茶，目光落在窗外那条灰蒙蒙的街道上。
老吴站着没走，犹豫了一下，开口：“孙总，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讲。”
“讲。”
“上半年我们在配额上投进去的钱，太猛了。”老吴压低声音，“光是那批转口到欧媚纺织品配额，就花了将近六百万。再加上竞标拿下的那些新配额，还有给海关和商检那边打点的费用——账上的流动资金，现在真的不多了。”
“我知道。”孙德茂语气平静。
“还有下个月到期的信用证，”老吴继续，“六笔，一共三百七十万美元。按现在的汇率折合人民币，差不多三千多万。我们账上能动的钱，满打满算——”
“够了。”孙德茂抬手打断了他，“账上还有多少钱，我心里有数。”
老吴讪讪地闭上了嘴。
办公室里安静了几秒，孙德茂忽然问：“香港那笔信用证套利的单子，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老吴从口袋里掏出一份打印好的纸，“按照你的意思，我让香港的中间商开了一张九十的远期信用证，金额一百五十万美元，受益人是我们在深圳注册的那家空壳公司。等信用证到手，我们就能从银行做贴现，拿到现金。”
“银行那边的关系打点好了？”
“打点好了。深圳发展银行龙华支行的林副行长，我们上个月请他吃过两次饭，他答应只要单据齐全，三个工作日内放款。”
孙德茂接过那张纸，仔细看了一遍，然后放在桌上。
“去办吧。”他。
老吴应了一声，转身要走，又被孙德茂叫住。
“等等。”孙德茂从抽屉里拿出另一份文件，“汕头那边，裕盛公司最近有什么动静？”
老吴愣了一下：“裕盛？孙总，最近没怎么关注他们。听他们上半年业绩不错，接了几个欧洲客户的单子，还在搞什么客户跟进表——”
“我不是问这些。”孙德茂打断他，“我问的是，他们公司账上的资金流向。林远舟最近有没有什么大动作？”
老吴想了想：“没听。他们公司现在还在发展阶段，应该没什么闲钱做什么大动作。”
孙德茂沉默了几秒，挥了挥手：“行了，你去忙吧。”
老吴走出办公室后，孙德茂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他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着几件事——那笔四百二十万的贷款要到期了，六笔信用证也要到期，香港套利的钱虽然能缓解一部分压力，但终究是杯水车薪。更麻烦的是，下半年秋交会马上要开始了，他又要准备一大笔钱去抢新配额。
如果没有配额，德茂系的生意就会断崖式下滑——那些依赖配额的订单会被其他公司抢走，客户会流失，工厂会转向其他买家。
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林远舟。
如果不是林远舟上半年搞出的那个转口贸易模式，让配额的价值大打折扣，他也不必花那么多钱去买配额来维持竞争力。那个该死的年轻人，用一瞻香港通道”就把他多年来苦心经营的配额垄断网撕开了一个大口子。
孙德茂睁开眼，眼神变得阴沉。
他从桌上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王老板，是我。”电话接通后，他，“那批从东南亚转口的货，已经到港了没有？”
“到两了，孙总。”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油腻的声音，“昨晚上刚靠岸，今上午我已经让人去提货了。你放心，每箱都是按你的要求装的——上面是正常货，下面是你要的东西。”
“海关那边呢？”
“都打点好了。这棠报关单已经出了，不会有人查。”
“好。”孙德茂，“货到了仓库之后，通知我一声。”
“没问题，孙总。那尾款——”
“货到之后，一分不少。”
挂掉电话，孙德茂站起身，走到窗边。
窗外是一片灰扑颇深圳老城区，低矮的厂房和居民楼交错排粒远处有几栋正在施工的高楼，塔吊在黄昏的幕上划出一道模糊的剪影。
他想起父亲当年在汕头做外贸的时候，也曾经站在这样的窗口前，看着外面的世界。父亲告诉过他一句话——“做外贸，要么做最大的，要么做最狠的。贪心的人会死，不贪心的人活不长。”
孙德茂一直记得这句话。
他选择做最狠的。
林远舟，你想跟我玩，那我就陪你玩到底。
片刻的思考后，他心里的念头转得飞快。配额战还在继续，秋交会转眼就到。他现在至少需要五百万以上的现金才够应付下一轮招标。信用证套利虽然能解燃眉之急，但每做一次，就多一笔利息和手续费。如果秋交会之前还不能搞到足够的资金，整个链条就会绷断。
他回到办公桌前，拉开最下面的抽屉，拿出一个黑色笔记本。
笔记本里夹着一张名片——是深圳一家台资地下钱庄的老板。他认识这个人好几年了，对方专做深圳和香港之间的资金调拨生意，利息高，但放款快。之前他一直不屑于去找这种人，但现在——
孙德茂盯着那张名片看了三秒钟，然后把它塞进了笔记本里，合上抽屉。
他拿起电话，又拨了一次。
这次是打给他在香港的合伙人。
“周老板，我是德茂。”他，“上次你跟我提的那笔银团拆借，利率还能再谈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传来一个慢悠悠的声音：“孙总，现在香港的资金也紧。你要的金额又不，我这边能谈下来的利率，最低也要年息十八个点。”
十八个点。
孙德茂咬了一下牙。这个利率比他预想的高了三个点，但对于现在的他来，已经没有太多选择余地了。
“可以。”他，“我同意了。”
“那好，我让人准备合同。下周你来香港签？”
“下周我过去。”
挂掉电话后，孙德茂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他的目光落在办公桌角落里一叠还没拆封的商业杂志上。封面写着几个大字——“1996年全球经济展望”。
他没有去翻那些杂志。他现在没有时间关心全球经济。他需要关心的是，如何在下个月的信用证到期之前，把资金链上的窟窿全部堵上。
办公室里的光线渐渐暗了下来。
孙德茂坐在阴影中，一动不动。茶几上那杯凉透的茶，映着窗外的余晖，泛着一层暗红色的光。
他知道自己走的路越来越窄。
但他已经没有退路了。
楼下传来一阵汽车喇叭声，孙德茂站起身，收起桌上的文件，走出了办公室。走廊尽头的日光灯管发出嗡文电流声，脚步声在空旷的楼道里回荡。
走到楼梯口的时候，他的秘书刘匆匆赶上来，递给他一封信：“孙总，刚才有人送来的，是急件。”
孙德茂接过来，拆开信封，抽出一张打印纸。
纸上只有一行字——
“孙总，秋交会的事，见个面聊聊？——林远舟。”
孙德茂盯着那行字，嘴角浮起一丝冷笑。
他把信纸折好，塞进口袋里，没有一句话，径直走下了楼梯。
窗外，夜色渐渐笼罩了整座城剩深圳的街道上，霓虹灯一盏接一盏地亮了起来，像是某种无声的预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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