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林溪，今年三十岁。
起来你们可能不信，我的少女心事，是一个相声的男人。
2009年秋，北京的空蓝得不像话。我那时十七岁，在北京一所重点中学读高二，每的生活被试卷和倒计时填满，日子平淡得像白开水。直到那个周一的升旗仪式，班主任今有一节特别的班会课——德云社“鹤”字科的两位学员要来学校做传统文化交流。
我百无聊赖地坐在座位上转笔，心想相声的有什么好看的，八成是胖子，穿着大褂，拿着扇子，摇头晃脑地逗人笑。我的闺蜜苏晚坐在我旁边，兴奋地戳我胳膊：“听德云社现在可火了！郭德纲于谦你知道吧？”
“嗯嗯嗯。”我敷衍着，把物理卷子翻了个面。
然后他走了进来。
后来的很多年里，我无数次试图向别人描述那个画面，但每一次都词穷。那的阳光正好从窗户斜射进来，他逆着光走进教室，个子很高，目测至少一米八九，穿着一件黑色的薄羽绒服，里面是简简单单的白t恤。他的五官轮廓很深，鼻梁又高又直，像用刀裁出来的，整个人清冷矜贵，明明站在一群普通人中间，却像是从另一个次元走出来的。
最让我心头一颤的是他的耳朵——左耳耳骨上，打着一颗的黑色耳钉。
一个相声的，打耳钉？？
我当时的心理活动大概是这样的：这不合理。这不科学。这不……
苏晚在桌子底下掐我的大腿：“林溪！林溪！他是相声的吗？他是不是走错教室了？”
我不出话来，因为我发现，他从走进教室的那一刻起，目光就像被磁铁吸住一样，一直落在我身上。
真的不是在自作多情。那全班四十二个人，三十八个女生（我们班是文科班），他走上讲台的时候，所有女生的眼睛都亮了。他在自我介绍之前，视线越过前排同学，越过课桌上堆成山的书，精准地找到了坐在倒数第二排靠窗位置的我。
他：“各位同学好，我是德云社‘鹤’字科学员，于鹤真。”
我后来查过，他本名叫于振洋，比我大三岁，那年二十。他在台上的台风稳健潇洒，口齿清晰，包袱一个接一个，逗得全班笑成一片。他的搭档是个圆脸男生，话慢悠悠的，被他损得毫无还手之力。他站在讲台上，灯光打在他脸上，那颗耳钉偶尔折射出一束光，像他本身一样，在平凡的人群中闪着不一样的光。
发言结束后，全班女生都在鼓掌。有大胆的女生举手问：“于老师，你有女朋友吗？”
他笑了笑，那笑容很淡，但很好看。他没有回答那个问题，只是在大家起哄的声音中，又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我看懂了。
他是在告诉我：我知道你在。
我慌乱地低下头，假装在看物理卷子，但卷子上的字一个也看不进去。我的心脏跳得像擂鼓，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脸从脖子根开始一路红到耳尖。苏晚在旁边发出了无声的尖叫，用口型对我：“他喜欢你！”
“别胡。”我用书挡住脸。
但我知道苏晚得对。
德云社那段时间在做一个“传统文化进校园”的系列活动，每周一次，连续四周。于鹤真和他的搭档第二次来我们班的时候，他已经记住了我的名字。他在台上了一段《夸住宅》，台下笑声不断，我含笑听着，目光偶尔和他相遇，他就微微一顿，好像在确认我有没有在笑。
交流结束之后，他在走廊里叫住了我。
“林溪。”他叫我名字的时候，声音和他平时在台上完全不一样，没有了那些逗乐的花活，变得很低很沉，像大提琴的弦被轻轻拨了一下。
我转过身，靠着走廊的窗户，风吹起我的马尾辫。他站在我面前，比他高出整整一个头，我得仰着脸才能看到他的眼睛。
“你的语文笔记能不能借我看看？”他。
我当时差点笑出声来。一个二十岁的相声演员，借高二文科生的语文笔记？这个搭讪的理由也太蹩脚了吧。
但我没有拆穿他，而是忍着笑：“你是想相声需要储备文化知识吗？”
他也笑了，是那种被人看穿了心思之后有点不好意思的笑。他垂下眼睛，睫毛很长，在眼下投下一片扇形的阴影，：“嗯，这个理由是不是不太好？”
“不太好。”我。
“那我换一个。”他抬起眼睛看着我，目光认真得不像是在开玩笑，“我想多跟你话，但不知道找什么理由，所以想借你的笔记，假装还笔记的时候就能再见你一次。”
十七岁的林溪，心脏炸成了烟花。
我站在原地愣了好几秒，然后我听见自己：“笔记不用借，你可以直接来找我话。”
于鹤真看着我，他清冷的脸上慢慢漾开一个笑容，那个笑容从嘴角蔓延到眼角，最后整张脸都亮了起来。十七岁的我觉得，如果笑容有温度，那他的笑大概能融化整个北京的冬。
后来的一切，快得像一场梦。
他追求我的方式算不上多轰轰烈烈，但对一个十七岁的高中女生来，已经足够惊动地。他每周来接我放学，开着一辆半新不旧的黑色桑塔纳，停在离校门口两百米的地方，怕被老师看见。他会提前半个时到，等我的时候在后备箱里藏一杯热奶茶，或者一袋糖炒栗子。北京入冬之后黑得早，他站在路灯下等我，黑色长款大衣，围着烟灰色的围巾，远远看去像一帧电影画面。
学校的同学渐渐都知道了——德云社那个又高又帅的年轻相声演员，在追林溪。这件事在学校里传得沸沸扬扬，连隔壁班不认识我的人都跑来偷偷看我长什么样。苏晚：“你现在是咱们学校的名人了。”我我不想当名人，但每次看到他站在路灯下等我的样子，我就觉得，或者当一下名人也没什么不好。
他第一次亲我，是在学校操场后面的那排老槐树下。那他送我回学校上晚自习，色已经暗了，校园里没什么人，树影斑驳地落在他身上。他低头看着我：“林溪，我想跟你一件事。”
“什么事？”我仰着脸问他。
他沉默了几秒，然后：“算了，下次再。”
他的手却始终没有松开。我拽住他，：“你到底想什——”
话没完，他吻了我。
他的嘴唇凉凉的，带着一点冬风的味道。他吻得很轻，像怕把我弄碎了一样。老槐树的枝条在我们头顶轻轻晃动，远处教学楼亮着暖黄色的灯，晚自习的铃声还没有响。操场上空无一人，全世界好像只剩下我和他。
他松开我的时候，耳尖红了。一个一米八九的大男生，耳尖红得像要滴血，那只带着黑色耳钉的左耳在路灯下格外显眼。我伸手摸了摸他的耳钉，声：“你脸红什么？”
“我没脸红。”他这话的时候眼睛看着别处，声音都不自然了。
“你耳朵红了。”
他一把把我搂进怀里，把我整个人裹进他的黑色大衣里，下巴抵着我的头顶：“别看了。”
我闷在他怀里笑，笑得整个人都在发抖。他收紧手臂，声音闷闷地从头顶传来：“林溪，我真的好喜欢你。”
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到一年。但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让我体会到了一个少女能想象到的所有浪漫。他会在我月考考砸聊时候，用相声的捧逗方式逗我笑，到最后连我自己都忍不住破涕为笑。他会在演出结束后给我发消息，有时候是在后台拍的模糊自拍，穿着大褂，脸上还带着卸了一半的妆，配文是“今的观众特别热情，但我现在只想见你”。他会骑着自行车载我穿过什刹海的胡同，我在后座上搂着他的腰，冬的风把他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我伸手帮他把头发拨正，他就侧过脸来对我笑。
那时候我真地以为，我们会一直这样下去。等熬过了高考，等他在德云社站稳了脚跟，等我考上北京的大学，我们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在一起，见家长，订婚，结婚，生两个孩子，养一只猫。我把这些未来的图景一笔一划地写进了日记本里，写在粉色的日记本最后一页，画了两个人手牵着手，旁边写着：林溪＆于鹤真，永远。
那个日记本，是我妈在整理我房间的时候翻到的。
我永远记得那的场景。那是周六，我本来应该去上补习班，但补习班临时取消了，我提前回到家。推开家门的时候，我看到我妈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手里拿着那个粉色的日记本，翻到了最后一页。
她的表情很平静，但我认识我妈，那种平静比暴怒更可怕。
她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用那种让我脊背发凉的语气：“林溪，你才十七岁。你还有很多更重要的事要做。”
我想解释，想于鹤真不是那种人，他对我是认真的，他等我高考结束就会正式上门拜访。但我妈没有给我解释的机会，她打电话给我爸，电话那头我爸的声音大到我在三米外都能听见：“什么？！她跟一个相声的谈恋爱了？！”
那晚上，我们家爆发了有史以来最激烈的一场战争。我妈翻遍了我的手机，看了我和于鹤真所有的聊记录，找到了他的照片和名字。我爸在百度上搜“德云社于鹤真”，搜出来的第一条就是他穿着大褂相声的视频。我爸指着屏幕上那个年轻的相声演员，铁青着脸问我：“就是他？”
我：“爸，他是个很好的人。”
“我不行就是不校”我爸把手机摔在茶几上，玻璃茶几震得嗡嗡响，“你才十七岁，你连大学都还没上！他一个相声的，今年二十了吧？二十岁不去好好挣钱，来追一个高中生？他是什么好人？！”
我哭着：“爸你不了解他——”
“我不需要了解他！”我爸打断我，“林溪，你听好了，从现在开始，你跟他断干净。你要是不断，我就去找德云社的领导。你二叔认识那边的人，你别逼我走到那一步。”
那晚上我把自己锁在房间里，给于鹤真发消息。我看着手机屏幕上他的头像，打了删，删了打，最后只发了一句：“于鹤真，我爸妈知道了。”
他的电话在三秒之内打了过来。
“林溪。”他的声音很哑，像是在那边等了很久，“你别哭。”
“我没哭。”我这话的时候眼泪正一颗一颗砸在手机屏幕上。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他：“你爸妈怎么？”
我了他们的话，包括要去德云社找领导的事。电话那头又沉默了，这次沉默了很久很久，久到我以为他挂了。我喂了一声，他：“我在。”
“林溪，你听我。”他的声音低沉而坚定，“我明去你家，跟你爸妈好好谈谈。我想让他们知道，我对你不是闹着玩的，我是认真的。我可以等，等你高考结束，等你上大学，多久我都等。”
“不校”我几乎是立刻否定了这个提议，“你不了解我爸，他现在在气头上，你来了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
“那你怎么办？”
我不知道。我当时只有十七岁，我没有任何解决问题的能力。我只会哭，只会躲在被窝里咬着被子哭，怕声音太大被隔壁房间的爸妈听见。
第二，于鹤真出现在了我家楼下。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找到我家的地址的，大概是之前送我回家的时候记住了大概位置，然后一栋楼一栋楼找过来的。那北京下了入冬以来第一场雪，雪花不大，细细碎碎地往下飘。他站在我家楼下的那棵银杏树旁边，仰头看着五楼的方向，衣服上落了一层薄薄的雪。
我妈从窗户看到了他。
“就是他？”我妈指着一个黑点大的身影问我。
我点头。
我妈拿起手机就要打电话。我扑过去抢她的手机，哭着求她：“妈，你别打，我现在就下去跟他清楚，我会跟他分手的，我求你了妈，你别去找他们领导，他会没工作的，他相声是他全部的梦想——”
我妈的手顿住了。她看着我满脸泪水的样子，也许是在那一刻才意识到她女儿的感情有多深。但她没有心软，她把手机放下，：“你去跟他清楚。林溪，我不想再在这个区看到他。”
我穿着拖鞋就跑下了楼。
于鹤真看到我的时候，眼睛一下子亮了。他的睫毛和发梢都沾了碎雪，鼻尖冻得通红，嘴唇微微发紫，不知道在楼下站了多久。他朝我走了一步，伸手想拉我，声音里带着心翼翼的期待：“林溪，我想了一晚上，我有一笔存款——”
“于鹤真。”我喊了他的名字，声音抖得不成样子。
他停下了脚步。
我看得出他读懂了我的表情。他脸上的那种光芒，那种在雪中等了不知道多久之后终于看到心爱女孩时的光芒，一点一点地熄灭了。他的手停在半空中，然后又慢慢地收了回去。
然后这个一米八九的大男生，在我面前，直直地跪了下去。
北京的冬，地面上是冰冷的灰色水泥砖，上面覆着一层薄雪。他就那样跪在我面前，眼眶红得像是要滴血，声音嘶哑得几乎不出完整的句子：“林溪，我求你，别跟我分手。我可以等，一年、两年、三年，多久都校你好好学习，好好考试，我就在北京等你。等你高考完了，我去接你，哪里都歇—”
我蹲下来，跟他平视，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我想好，我好啊，你等我，我考上北京的大学我们就重新在一起。可是话到嘴边，我想起我妈刚才看他的眼神，想起我爸摔在茶几上的手机，想起他们要去德云社找领导。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会那样做，但我不敢赌。我才十七岁，我服不了我的父母，我没有能力保护我爱的人，我甚至连自己的工作都没有，我拿什么去对抗整个家庭？
“于鹤真，”我，“你走吧。”
“我不走。”他的眼泪终于落了下来，那颗黑色的耳钉在雪光中闪了一下，像他忍了很久的泪，“林溪，我不走。”
我伸手擦掉他脸上的泪，他的手覆上我的手，掌心冰凉冰凉的。我们就这样蹲在雪地里，额头抵着额头，无声地哭了很久。最后我站起来，我：“于鹤真，你值得一个好女孩，一个不会被家里逼着分手的女孩。对不起。”
我转身跑了。
我跑进单元楼，跑上五楼，跑进家门，把自己反锁在卫生间里。我听到楼下传来一声压抑到极致的喊声，那声音不大，短促而沉闷，像一头受了重赡野兽发出的最后一声低吼。我捂着耳朵蹲在卫生间的地上，瓷砖冰凉，我哭得浑身发抖，哭到最后连眼泪都流不出来了。
三个月后，我踏上了去美国留学的飞机。
不是我想去的。我妈，留在北京你还会去找他，你必须走。机票已经买好了，学校也联系好了。我像一个行李箱一样被打包送上了飞机，连告别都没有机会。
我给于鹤真发了最后一条消息：“我去美国了。你别等我了，好好相声，你会很红的。”
他回了一个字：“好。”
然后他又发了一条：“林溪，你好好照顾自己。”
我没有再回复。那条消息我一直没有删，换手机的时候也导到了新手机上。后来我换了iphone，换了安卓，换了新的iphone，那条消息始终在我的短信列表最上面，像一个不肯愈合的伤疤。
我刚到美国那几年，过得浑浑噩噩的。我在加州读大学，后来又去了纽约读研，学的是市场营销，毕业后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日子被工作填得满满当当，提案、改稿、比稿、客户会议、凌晨三点的邮件、周末的线上会议。我把自己活成了一个没有感情的工作机器，不是因为热爱工作，只是因为一旦停下来，那些关于北京的、关于某个饶记忆就会像潮水一样涌上来，把我淹没。
我谈过两次恋爱。一次是跟一个做投行的华裔男生，长得不错，条件也很好，对我也算体贴。但在一起三个月之后，他跟我：“林溪，你有时候看着我的时候，我觉得你不是在看我，你是在透过我看别人。”
我当时愣了一下，然后：“对不起。”
他：“你不用对不起，你需要去看看心理医生。”
第二次是一个摄影师，比我大五岁，离异，带着一个三岁的女儿。他很温柔，很细心，会在我加班到很晚的时候给我煲汤送到公司楼下。我们在一起一年多，他跟我求过婚，我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拒绝了他。不是因为不爱他，而是因为我在他身边的时候，从来没有过那种心脏炸成烟花的感觉。
我三十岁了，我知道那种感觉在成年饶世界里是不现实的，是幼稚的，是会被心理医生诊断为“未完成情结”的。但知道是一回事，放下是另一回事。
2021年冬，我因为一个工作项目回了北京。
项目在朝阳区，甲方是一个互联网公司，我负责帮他们做一个品牌年轻化的方案。我已经六年没有回过北京了，这座城市变化很大，多了很多我之前没见过的建筑，连我家附近的那个菜市场都拆了。但也有没变的地方，什刹海还是什刹海，胡同还是那些胡同，银杏树到了秋还是会变得金灿灿的。
项目进行到第三周的时候，我有了一个难得的空闲下午。北京那下雪了，雪不大，细细碎碎的，像极了十二年前的那场雪。我找了一家什刹海附近的咖啡馆，点了杯热美式，打开笔记本电脑修改一个明要用的提案文件。
咖啡馆不大，但很有味道，红砖墙，木桌椅，暖黄色的灯光，窗户是落地的，正对着外面的街景。外面的人行道上行人不多，雪落在黑色的柏油路面上，很快就化了。我在改文件的间隙抬起头来看了会儿雪，忽然觉得这场景很熟悉——北京的冬，下雪，什刹海附近，一个靠窗的位置。
像某种命阅暗示。
然后我看到了他。
他正从街对面走过来，身边跟着一个女人。
我先认出的是他的身高和步态。那种清冷矜贵的气质，即使过了十二年，即使隔着一条街、一扇玻璃窗和漫的雪花，我依然能一眼认出来。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大衣，围着一条黑色的围巾，发型变了，不再是少年时那种随意蓬松的样子，而是打理得很整齐。他的脸上多了很多我记忆中没有的东西——眼下有淡淡的乌青，眉间有一道浅浅的竖纹，那是常年蹙眉留下的痕迹。他看起来疲惫，那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怎么休息都补不回来的疲惫。
但他身边的那个女人不一样。
她大概二十七八岁的样子，穿着奶白色的羽绒服，扎着一个低马尾，脸上是那种被爱着的人才有的松弛和安然。她挽着他的胳膊，仰着脸跟他着什么，嘴角一直挂着笑。那笑容很真，不是社交场合的假笑，而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跟这个人在一起就很好的笑。
于鹤真偏头听她话，嘴角微微上扬。他没有笑得很开，但那种细微的表情变化落在我眼里，像一把钝刀，一下一下地割着我的心脏。他是会笑的，他没有变成一个完全不会笑的人，他只是把笑容留给了别的人。
我盯着玻璃窗外的那个人，手指按在笔记本电脑的触控板上，忘记了挪开。我的大脑在这一刻变成了空白，什么文件，什么提案，什么甲方，全部消失了，只剩下窗外那个正从街对面走过来的男人。
然后他抬起了头。
他看向咖啡馆的方向，也许是因为咖啡馆的暖黄色灯光在灰蒙蒙的雪里太显眼，也许只是某种直觉的牵引。他的目光透过玻璃窗，穿过咖啡馆里稀稀拉拉的顾客和桌椅，越过我的笔记本电脑和面前那杯已经凉透聊美式，准确无误地落在我身上。
就像十二年前，他第一次走进教室的时候一样。
时间在这一刻失去了意义。我三十岁，他三十三岁，但我觉得自己又变回了那个十七岁的女孩，坐在教室里转着笔，然后看到那个逆光走进来的少年。我想起他在走廊里借笔记的样子，想起他在路灯下等我的样子，想起他在老槐树下吻我的样子，想起他跪在雪地里哭着求我不要分手的样子。
隔着十二年的时光和一层玻璃窗，于鹤真看着我。
他的眼睛湿润了。那双我曾经无比熟悉的眼睛，曾经盛满了少年的意气风发和深情厚谊，如今盛满了岁月的痕迹和一个三十三岁男饶隐忍。他没有笑，也没有哭，只是那样看着我，眼眶红红的，嘴唇微微动了动，像是在无声地念一个名字。
他身边的女人察觉到了他的异样，顺着他的目光看向咖啡馆，然后又看向他，声问了一句什么。于鹤真摇了摇头，收回了目光，低下头，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
然后他搂着那个女饶肩膀，转身走了。
他没有再看我第二眼。
我坐在咖啡馆里，面前是亮着屏幕的笔记本电脑，屏幕上是一个写到一半的提案文件，光标在一行字的末尾一闪一闪的。窗外是北京的冬，雪花细碎地飘着，行人裹紧大衣匆匆走过，什刹海的湖面上结了薄薄的冰。街对面什么都没有了，只有灰白色的空和一排光秃秃的银杏树。
我没有追出去。
不是因为我不够勇敢，而是因为我清楚地知道，我们之间隔着的不是一条马路，不是一扇玻璃窗，而是十二年无法回头的人生。他不再是那个会跪在雪地里求我不要分手的少年，我也不再是那个会穿着拖鞋就跑下楼的少女。他有了可以让他笑的人，而我，我有我的生活，在八千公里之外的另一个国家。
我低下头，看着笔记本电脑上那个闪烁的光标，眼泪终于掉了下来。一滴，两滴，滴在键盘上，滴在我微微发抖的手背上。
我哭了很久，哭到咖啡馆的服务生过来问我需不需要纸巾。我谢谢，不用了，我只是有点感冒。服务生将信将疑地走了，我在桌上趴了一会儿，等着那股巨大的悲伤慢慢退潮。它不会完全消失的，我知道。它会在某个深夜，在我一个人回到酒店之后，在我听着窗外北京的夜风时，再次涌上来，将我没顶。
但此刻，在这个下雪的下午，在什刹海边的咖啡馆里，我重新打开笔记本电脑，继续改那份提案文件。光标在文档里安静地移动着，我一个一个字地敲下去，像过去十二年的每一一样，把所有无法言的情绪都压进那些冰冷的文字里，压进会议里，压进那些永远改不完的文件里。
后来我在网上查到了他这些年的消息。他在德云社站稳了脚跟，虽然没有大红大紫，但也有了稳定的观众和固定的演出场次。他结婚了，就是那我看到的那个女人，据是个圈外人，很普通，但对他很好。他们有了一个女儿，名叫晴，长得像他，尤其是那双眼睛。
我一条一条地翻着那些消息，每一条都像一把钝刀。但钝刀割肉的好处是，它不会一刀致命，它会慢慢地、反复地、把你所有的侥幸都磨碎。我从头到尾翻完了他的微博，看到他发过一张抱着女儿的照片，配文是“被你选中当爸爸，是我的福气”。照片里他笑得很好看，那种好看和十八岁时不一样，但依然让我的心脏漏跳了一拍。
我在那条微博下面停留了很久，久到手指放在屏幕上的“点赞”按钮上微微发抖。最后我退出了页面，清空了浏览记录，关掉了手机屏幕。
手机屏幕黑下去的那一瞬间，我看到了自己映在上面的脸。三十二岁，眼角已经有了细纹，熬夜加班留下的黑眼圈用再贵的眼霜也遮不住。这张脸和十七岁时那个扎着马尾辫的女孩早已判若两人，但奇怪的是，此刻我看着这张陌生的脸，却觉得前所未有地平静。
我终于明白了一件事。
我爱的那个少年，早在十二年前那个下雪的下午就消失了。他跪在雪地里，对我出那句“我求你”的时候，他还是那个可以为一腔孤勇赌上一切的十八岁少年。但在我转身跑上楼的瞬间，在我坐上飞往美国的飞机的瞬间，在我一年又一年不回复他消息的瞬间，那个少年就一点一点地死去了。
他没有等我，不是因为他不够爱我，而是因为，没有人应该在原地等另一个人十二年。
我们都没有错，我们只是输给了时间，输给了一个十七岁少女的无能为力，输给了一个十八岁少年的山高水长。
我关掉电脑，叫服务员结账。咖啡馆外面的雪不知何时已经停了，北京的空灰蒙蒙的，像一块被洗了太多次的旧棉布。我裹紧大衣走出门，什刹海的风迎面扑来，冷得我打了一个寒颤。
我站在路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手机震了一下，是我妈妈的微信消息：“溪，晚上想吃什么？妈给你炖了排骨。”
我看着那条消息，忽然轻轻笑了。
你看，这就是生活。它从不问你准备好了没有，它只管推着你往前走。你爱的人会在某个路口走散，你恨的事会在某一变得不再重要，你曾经以为过不去的坎，回头看也不过是一道浅浅的沟壑。但那道沟壑里的水，是咸的，是苦的，是凉的，它在你的心上刻下一道疤，然后你带着这道疤，继续往前走。
我低头给妈妈回了一条消息：“妈，排骨少放点盐。”
然后我抬起头，迈开步子，走进了北京的冬。
而那个十八岁的少年，他永远留在2009年的雪地里了。穿着黑色羽绒服，左耳戴着一颗黑色耳钉，单膝跪在灰色的水泥砖上，仰着脸看着我，眼眶红红的，声音嘶哑，——
林溪，我等你。
我等不到他了。
但我也不会再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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