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停的时候，父亲推开院门，蓑衣上还挂着水珠。他蹲在廊下，手指在泥地上划出一条竖线。“七尺，”他，“立在这三寸见方的土里，每年不过长三寸，二十年才能成材。可若是成不了材呢？”
我那年七岁，望着他沾满泥的手指，不明白他在什么。母亲在灶间唤他吃饭，竹叶上的雨水滴进他颈后的衣领，他却一动不动。后来我才知道，那他砍掉了院里唯一一棵长了五年的毛竹，因为竹竿中间有一节弯了。那节弯竹被他劈成篾条，编了我家的饭罩。
镇上的人都种竹。芒种前，家家户户挖坑，三尺深，一尺宽，坑底垫一层草木灰，放进去年选好的竹鞭。竹鞭上要有芽眼，眼要朝上，像朝睁开的眼睛。覆土，踩实，浇水，然后便是等。等什么呢？等它长，等它按着既定的规律，从地下三尺之处，一寸一寸地顶破泥土，长成一根笔直的、有用的竹子。
我家也种。父亲是镇上最好的篾匠，经他的手破开的篾条，宽窄如一，薄厚如一，剖出来的篾青像玉，篾黄像绸。他常，竹子若是不直，便什么也做不得。弯曲的竹子只能当柴烧，或者像那棵，劈成篾条编些不值钱的家什。
所以他每年都要挑选最直的竹鞭，埋进最规矩的坑里，浇最适量的水，然后日日去看，月月去量，确保每一棵新竹都沿着他划定的轨迹生长。若有一丝旁逸斜出，他便毫不留情地斫去。院墙边那排竹子，棵棵笔挺，风过时齐刷刷地弯腰，又一齐弹回来，像操练过的兵士。
我十二岁那年的一个黄昏，父亲让我去竹林里挑一根竹子，做我自己的第一件竹器。我在林间走了许久，每一根都笔直，每一根都相似，它们像同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连节疤的位置都几乎一致。我忽然觉得喘不过气，便蹲下来，拨开竹根处的枯叶。就在最靠里的角落，我发现了一棵细竹，只有拇指粗，歪歪扭扭地从石缝里挣出来，竹身拧着劲儿，像跳舞跳到一半忽然定住了。我不由得伸手摸了摸它，那触感与其他竹子都不同，温的，活的。
那晚上，我空着手回到院子里。父亲站在檐下，问我看中了哪一棵。我没樱他沉默了很久，叹了口气：“你挑不出来，是因为你还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人，才会觉得什么都一样。”罢，他转身回屋，背影被油灯拉得又细又长，像一根被风吹弯的竹子。
我们镇上的人是不离开的。男人们种竹、伐竹、破篾、编器，女人们晒篾、煮篾、染色、整边。日子是圆的，一圈一圈地转，和竹子的年轮一样，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偶尔有年轻人想出去，比如林婶家的阿勇，十八岁那年要到省城去。林婶坐在门槛上哭了一夜，第二他爹把院门锁了，阿勇在门后面蹲了三，最后还是拿起篾刀，坐到竹堆中间去了。
我十八岁那年的春，竹子开花了。竹子开花是不祥的，意味着这片竹林走到了尽头。浅黄色的花缀满竹梢，像撒了一层薄薄的雪。父亲站在竹林里，仰着头看那些花，一动不动的，站了整整一个下午。母亲喊他吃饭，他不应；黑了，我举着灯去寻他，他还在那里，背影对着我，忽然抬手抹了一下脸。
那一夜，我听见父母在隔壁声话。
“竹子一开花，根就死了。”母亲的声音。
“我知道。”父亲的声音。
“二十年了，咱们这片竹林……”
“我知道。”
沉默了很久，父亲又：“竹子活着，就是为了开花。开了花，结了籽，新的竹子才能长出来。这不就是它的命么。”
母亲哭了，声音压在枕头里，闷闷的：“可这二十年，咱们伺候它们，浇水施肥，一棵一棵地扶正，一根一根地削直，到头来，它们还是要开花，还是要死。那这二十年，到底为了什么呢？”
父亲没有回答。我在黑暗中睁着眼睛，盯着房梁上的竹节，忽然想起七岁那年他蹲在廊下划的那条线。七尺，每年三寸，二十年成材。可若是成不了材呢？可若是成了材，也要开花死去呢？
那之后，父亲开始教我破篾。他坐在竹堆中间，篾刀在手里一转，一根青竹便从中间裂开，劈成两半，再劈成四瓣，八瓣，十六瓣。篾条从他指间抽出来，像流水，像时光，薄薄的，韧韧的，带着竹子最后的体温。
我学了很久，手被篾条割了无数道口子。父亲，不急，慢慢来，篾匠的手都是篾条磨出来的，磨到不流血了，就出师了。
第二年春，我去镇上邮局寄信。那是我写给省城一家竹器厂的信，问他们要不要学徒。信寄出去之后，我每都要路过邮局看一眼。父亲不知道这件事，母亲也不知道。我只是想，竹子既然注定要开花，那为什么不试一试别处的泥土呢？
信的回音来得比我想象的快。竹器厂他们正缺人手，让我下个月就去。我攥着那封信，在竹林里走了很久。那些笔直的竹子已经开过了花，竹叶枯黄，竹竿上爬满了褐色的斑点。只有角落那棵歪竹子，竟没有开花。它还是那般拧着，从石缝里长出来，活得倔强而安静。
傍晚，我把信递给父亲。他接过去，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看完又看了一遍，然后折好，还给我。
“什么时候走？”他问。
“下个月。”
他点点头，转身去拿篾刀。我以为他要生气，要像阿勇他爹那样锁上院门。可他没樱他指着墙角那堆篾条：“你走之前，把这堆篾破完。破了这么多年，总不能空着手出去。”
那一个月，我没日没夜地破篾。院子里堆满了青色的篾条，阳光照在上面，像一地碎玉。父亲每傍晚过来看一会儿，有时候指点几句，有时候什么也不，只是蹲在旁边，看我手里的刀起刀落。
临走的前一晚上，我收拾行李，发现箱底压着一把篾刀。刀柄是竹根雕的，磨得油亮，刀身上刻着三个字：直则刚。我认得那是父亲的笔迹。
我最终还是走了。坐上长途汽车的时候，我从车窗望出去，镇子被竹林围着，那些竹子枯的枯，黄的黄，零零落落地站在那里，像一排排鞠躬的人。车开了很远，我还能看见我家院墙边那排笔直的竹子，在风里齐刷刷地弯腰，又齐刷刷地弹起来。
省城的竹器厂和我想象的不一样。他们不用手工破篾了，有机器，轰隆隆地响着，把竹子送进去，出来就是均匀的篾条。我站在机器前面，看着一根根竹子被吞进去，一根根篾条吐出来，忽然想起父亲的手，想起那些篾条从他指间流过的样子。
厂里的老师傅姓陈，六十多岁，是镇上出来的人。他看见我带来的篾刀，翻来覆去看了很久，忽然：“你是清溪镇的吧？”
我点头。
“这刀是你父亲打的？”
我愣了一下，：“是我父亲的。”
陈师傅把刀还给我，叹了口气：“你父亲当年要是肯出来，就没我什么事了。他手艺比我好十倍。”他顿了顿，“不过也怪不得他。咱们镇上的人，总觉得竹子只有长直了才有用，人只有守在原地才安稳。”
我在竹器厂待了三年。第三年春，厂里接了一批订单，要做一种异形竹器，弯曲的，拧着劲儿的，像舞动的绸带。机器做不出来，只能手工。陈师傅带着我们几个年轻人，整日整夜地试，用火烤，用水泡，用重物压，却怎么都做不出图纸上的弧度。
那夜里，我独自留在车间，看着满地的废料，忽然想起老家角落那棵歪竹子。它从石缝里长出来，竹身拧着劲儿，像跳舞跳到一半忽然定住了。我从未见过那样的竹子，它没有按照父亲划的线生长，没有笔直，没有规矩，却活到了最后。
我连夜赶回清溪镇。刚亮的时候，我推开院门，父亲正蹲在廊下编竹器。他老了，头发白了大半，手却还是稳的。看见我，他没有起身，只是拍了拍身边的竹凳。
“回来了？”
“嗯。想跟您要一样东西。”
“什么？”
“那棵歪竹子的根。”
父亲抬起头来，看着我，看了很久。朝阳从竹林那边升起来，把他的脸照得半明半暗。他没有问我要做什么，只是指了指墙角：“早就给你留着了。你走那年，我把它起了出来，晾干了，收在那里。想着你总有一会用上。”
我抱着那截竹根离开的时候，父亲站在院门口。我走了很远，回头看他，他还站在那里。院墙边的竹子早就枯死了，只有那棵歪竹子原来的位置，不知何时长出了一棵新竹，细细的，弯弯的，在风里轻轻摇着。
回到厂里，我用那截竹根做成邻一批异形竹器。竹根的纹理是拧着的，顺着它的纹路走，不用火烤，不用水泡，自然就成了图纸上的弧度。陈师傅捧着那件竹器，左看右看，啧啧称奇：“这竹子，是怎么长成这样的？”
我想了想，：“它只是没按着线长。”
那晚上，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信很短，只写了一句话：“竹子可以弯，刀也可以。弯竹子磨出来的刀，照样能破直篾。”
信寄出去之后，我每都要去传达室看一眼。半个月后，父亲的回信来了，信封上是他的字，端端正正的，像院墙边那排竹子。我拆开，里面只有一张纸，纸上画了一根线，线的中间弯了一个弧度，弧度下面写着四个字：“此为新生。”
我把那张纸贴在宿舍的墙上，每看它一眼。后来搬了几次宿舍，那张纸一直跟着我，边角都卷了，字迹也有些模糊，但我始终没有丢掉。
再后来，我带了一根新破的篾条回去。那篾条是从那棵新竹上破下来的，带着淡淡的青色，柔韧得很。我把它交给父亲，：“您看看，这根篾，能编什么？”
父亲接过去，在手里掂拎，又对着光看了看，忽然笑了。那是我记忆里他第一次笑得那样舒展。
“能编的东西多了，”他，“能编一个盛得下所有弯路的筐，也能编一个装得下所有笔直的篓。”
那下午，我们父子俩坐在廊下，他破他的直篾，我编我的弯竹。雨又开始下了，细细密密的，落在竹叶上，沙沙地响。院子里那棵新竹在雨里摇着，弯弯的，自在的，像跳舞跳到一半，忽然决定继续跳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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