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落里还有一个德国领事馆的武官，叫冯·克莱斯特，普鲁士容克贵族出身，军装笔挺，肩章上的金色穗带一丝不苟。他是这群人里唯一一个还保持着军啄人，但他紧握在膝盖上的双拳和咬得铁紧的下颌线出卖了他内心的真实状态。他的目光直直地盯着桌面上摊开的一份战损报告，那上面用德文密密麻麻地列着几行数字——那些数字每一个都像一根针扎在他的眼球上。
他们刚刚经历了一场让他们三观尽碎的军事示威。
事情的起因起来其实很简单。李虾仁下达了长江口全面封锁令之后，各国停在长江口外的货轮进不了港，船上的货物一在海上漂着，船长和水手们百无聊赖地钓着鱼，船主和货主们在岸上急得团团转。各国领事馆为此已经抗议了好几轮，照会递了一份又一份，措辞一次比一次强硬，但李虾仁那边连个正式的回复都没给——不是拒绝，是压根不搭理。这种态度让列强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羞辱。他们习惯了被讨好、被畏惧、被心翼翼地对待，突然遇到一个连正眼都不瞧他们的对手，那种落差让他们恼羞成怒。
于是他们决定用老办法。三国联合组织了一支型舰队，由英国皇家海军远东舰队的一艘轻型巡洋舰“谢菲尔德号”打头，法国远东舰队的一艘炮舰和美国的“匹兹堡号”巡洋舰紧随其后，浩浩荡荡地朝长江口驶去。他们的计划很简单：用舰炮的威慑力逼迫那个不知高地厚的新政权服软。这个剧本在过去一百年里演了无数次——只需要把军舰往对方的海岸线上一摆，把炮口对准对方的城市，对方就会乖乖地回到谈判桌上，然后该割地割地，该赔款赔款，该开放口岸开放口岸。汤普森甚至在出发前还拍着胸脯跟自己的秘书了一句俏皮话：“等他们的城墙看到我们的十二英寸舰炮，态度就会软得像刚出炉的黄油。”
然而，他们的军舰刚刚驶入长江口水域，还没看清沪上码头的轮廓，空中就出现了几个银白色的光点。光点的移动速度快得惊人，从水线那一督舰队上空，只用了几个呼吸的时间。谢菲尔德号的了望员第一个发现了异常，他举着望远镜张大嘴巴看了好几秒，然后以一种极度失态的尖叫声朝舰桥喊道：“敌机！速度极快！不是螺旋桨飞机——上帝啊，它们没有螺旋桨！”
没有螺旋桨的飞机。这个描述让谢菲尔德号的舰长觉得自己的了望员大概是喝了太多朗姆酒。他亲自举起望远镜朝空望去，然后他手里的望远镜啪嗒一声掉在了舰桥的柚木地板上。
六架米格-19喷气式战斗机以近乎超音速的巡航速度从舰队上空掠过，高度低到舰上的水兵能清楚地看到机翼下方挂载的火箭弹在阳光下反射出的寒光。它们飞得比任何已知的飞机都快，快到一个防空炮手还没来得及把炮口摇到预定角度，它们就已经飞出了射界，只留下一道道白色的尾流在空中缓缓扩散。英国巡洋舰的防空炮仓促开火，四十毫米博福斯高射炮的炮弹在空中炸开一朵朵黑色的烟团，但每一朵烟团都远远地绽放在飞机身后，像是在为它们放礼花。
然后战斗机折返回来了。六架米格-19排成一个整齐的攻击编队，以教科书般标准的俯冲姿态朝三艘军舰的舰首方向发起了模拟攻击。他们没有直接开火——李虾仁的命令是“先警告”，但这警告的方式比直接开火更让权寒。一架米格-19从谢菲尔德号的舰桥正上方不到一百米的高度呼啸而过，机翼尖端产生的激波在舰桥的玻璃窗上震出了好几道裂纹。然后它拉升到高空，对准舰队前方大约五百米的水域发射了两枚火箭弹。火箭弹拖着白色的尾焰扎进水里，炸开了两朵十几米高的白色水花，冲击波把谢菲尔德号的舰首震得猛地往上一抬又重重砸回水面。
整个示威过程持续了不到五分钟。三艘军舰不同程度受损——谢菲尔德号的前主炮塔被一枚近失弹的弹片击穿了防盾，炮塔内部的液压系统被打坏，主炮彻底卡死无法转动。匹兹堡号的舰体中部挨了一枚警告性质的火箭弹，虽然不是直接命中，但弹片把舰桥侧面的通讯线全部削断，舰长只能靠旗语和信号灯跟其他舰只联络。法国炮舰最惨，它的蒸汽管道被近失弹的水下冲击波震裂，锅炉舱里嗤嗤地冒着白色蒸汽，整艘舰失去了动力，在原地打着转。
如果不是汤普森反应最快，在无线电里声嘶力竭地大喊着“升白旗！快他妈升白旗”，这些军舰恐怕再有不到三分钟就会全部变成长江口的人工礁石。白旗升起来的时候，米格-19编队绕着舰队盘旋了两圈，像是在确认投降信号的真实性，然后摇了摇机翼，扬长而去，消失在云层里，留下三艘冒着黑烟和白汽的军舰在长江口狼狈地随波逐流。
此刻，这群列强的代表们就坐在这间会议厅里，对着那份战损报告沉默了整整半个时。
威尔逊爵士终于把雪茄从嘴里拿了下来，看了一眼那截烧成了灰烬还没有弹掉的烟灰，用一种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沙哑声音打破了沉默：“先生们，我必须提醒诸位一个事实。我们在大夏国海域进行军事示威已经有将近一百年的历史了。一百年里，没有任何一个东方政权敢对我们的军舰开火。”他把雪茄按在烟灰缸里，用力碾了碾，“这是第一次。而根据我方情报部门的评估，他们的战斗机性能至少领先我们十年。在找到克制这种武器的方法之前，任何进一步的军事挑衅都是愚蠢的。”
“至少十年？”法国参赞杜邦抬起头来，眼睛因为失眠和焦虑布满了红血丝，他伸手抓过面前那杯已经醒过了头的红酒，仰头一口灌下去，酒液顺着他精心修剪的八字胡淌下来滴在了领结上，他也顾不上去擦，“威尔逊，你别自欺欺人了。那不叫至少十年——我们法兰西空军最先进的战斗机在他们面前就像风筝一样笨拙。这种差距不是用几年可以衡量的，这是一个完整的代差，甚至是两个代差。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和他们之间的空军力量对比，相当于拿着长矛的土着对阵装备了线膛枪的正规军。而我们——”他苦涩地顿了顿，把空酒杯重重地搁回桌面，“我们才是那个拿着长矛的土着。”
“够了，杜邦。”美国副领事汤普森烦躁地挥了挥手，这个大块头得克萨斯人终于爆发了，他一拍桌子站起来，震得桌上的咖啡杯叮当作响，“抱怨有什么用？我们现在要讨论的不是他们的飞机有多先进，而是怎么把长江口那几十艘货轮弄进港！你知道那些货轮上装着多少物资吗？粮食、药品、机器设备、汽车、石油——总价值超过两千万美元！两千万！我的政府不可能容忍这么庞大的一笔资产在海上漂到发霉！”
“那你的建议是什么？再派一支舰队去？让你的政府准备好更多的白旗？”角落里一直沉默的德国武官冯·克莱斯特忽然冷冷地开口了，他的英语带着浓重的普鲁士口音，每一个辅音都发得又硬又脆，像用军靴踩碎干枯的树枝。他站起身，走到桌边，用手指点着那份战损报告，目光从在座的每一个人脸上扫过，“诸位，不要自取其辱了。我们是军人，军人应该尊重实力。而实力，现在不在我们这边。”他指了指窗外沪上的方向，“在那栋警备司令部的大楼里。”
会议厅再次陷入沉默。
过了很久，威尔逊爵士用一种极其疲惫的声音总结道：“所以，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像他们的那样，遵守他们的法律，用他们的货币结算，接受他们的优先购买权，老老实实地排队等他们把我们的货轮放进来。”他这句话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像一个被逼着吞下一整瓶蓖麻油的病人，“大英帝国在这片水域经营了一百年的特权，在不到一个上午的时间里，被六架飞机清零了。”
没有人反驳他。因为在座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不是夸张，是事实。他们这些不是没想过别的办法。英国领事馆曾试图绕过李虾仁直接联系周卫国，送去了整整一箱金条和几幅据是从圆明园抢回来的明代字画，想请他通融一下让几艘英国货轮优先进港。
周卫国笑眯眯地收下了金条和字画，当着英国特使的面把金条入了公库、把字画登记造册充了公，然后客客气气地告诉对方：“贵方的货轮依然排在第十七号泊位，请耐心等待叫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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