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式单元楼的墙皮总在掉渣，像老人在掉头皮屑。我蹲在卧室门口的地毯上，看妈妈用毛线勾杯垫，粉紫的线在她手里绕来绕去，勾出朵歪歪扭扭的月季。窗外的已经擦黑，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黑黢黢的像条长舌头，舔着每家每户的门缝。
“丫蛋，去把饭厅的门关上。”妈妈头也没抬，钩针在毛线里穿梭，“风大，别把凉空气灌进来。”
我“嗯”了一声，攥着衣角站起来。饭厅在客厅另一头，和卧室隔着道走廊，门是磨砂玻璃的，晚上从外面看，里面的灯光会变成团模糊的黄，像块化不开的黄油。
刚走到走廊口，就听见“哐当”一声，饭厅的窗户被风吹得撞在墙上，玻璃震颤着发出“嗡嗡”的响。我加快脚步，心里有点发毛——那扇窗的插销早就坏了，总关不严实，夜里总像有人在外面推。
饭厅的灯没开，只有客厅的光透过门缝渗进来，在地板上投下道细长的亮。我伸手去抓门把手，手指刚碰到冰凉的金属，眼角的余光突然瞥见窗外有个东西。
是颗人头。
就飘在窗外，和我的视线齐平。头发是黑的，乱糟糟地贴在脸上，看不清五官，只能看见个模糊的轮廓，像浸在水里泡胀聊面团。它没有身子，就那么悬在半空，离窗户玻璃不到半尺，好像下一秒就要穿进来。
我的呼吸瞬间停了。
手还搭在门把手上，可浑身的力气都像被抽干了，胳膊软得像面条。窗外的风还在吹，树枝“哗啦”作响，可那颗人头一动不动，就那么飘着，好像在透过磨砂玻璃看我。
“妈呀！”
我尖叫一声，转身就往卧室跑，拖鞋都跑飞了一只。走廊里的黑暗像水一样涌过来，灌进我的领口，冷得我骨头缝都发麻。我总觉得那颗人头就在身后跟着，轻飘飘的，带着股潮湿的土腥味。
冲进卧室时，我带倒了门口的痰盂，里面的水洒了一地，溅在妈妈的毛线团上。妈妈吓了一跳，手里的钩针掉在地上：“咋了这是？被针扎了？”
“窗……窗外……”我平妈妈怀里，牙齿打着颤，话都不囫囵，“有人头！飘着的！”
妈妈的手顿了一下，抱着我的胳膊紧了紧：“啥人头？你看错了吧？外面是树。”
“不是树！”我使劲摇头，眼泪把妈妈的衣襟蹭湿了一片，“就是人头！黑头发！没身子！就在饭厅窗外！”
妈妈没话，只是摸着我的背，她的手心有点凉。过了一会儿，她把我往床上推了推：“你在这儿坐着，别出声，我去看看。”
她站起来的时候，我看见她的腿在抖，可脸上没露出来，只是皱着眉，顺手抓起床头柜上的搪瓷杯——那杯子是爸爸的，铁的，沉甸甸的。
“别去！”我拽着她的衣角，心里怕得厉害，“它会进来的！”
妈妈掰开我的手，声音很稳：“没事，妈去看看就回来。”
她走到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灯光照在她脸上，一半亮一半暗。然后，她轻轻拉开门，走了出去，把门留晾缝。
我趴在门缝上往外看，心“咚咚”地跳，撞得肋骨生疼。走廊里空荡荡的，妈妈的脚步声很轻，“嗒、嗒”地往饭厅走，像踩在棉花上。
走到饭厅门口时，她停了一下，好像在听什么。然后，她慢慢推开门，走了进去。
饭厅的门缝里，原本该透出客厅的光，可现在，那道光好像被什么东西挡住了，变得忽明忽暗，像有人在里面晃。
我死死咬着嘴唇，不敢出声。时间好像被拉长了，每一秒都像针一样扎在心上。妈妈走进去多久了？一分钟？还是五分钟？为什么还不出来？
就在我快要哭出来的时候，饭厅的门“吱呀”一声开了。
妈妈走了出来。
她的背有点驼，手里的搪瓷杯不见了，头发乱了几缕，贴在额头上，脸色白得像纸，比墙上的石灰还白。她没看我，只是低着头往卧室走，脚步快得有点踉跄，像后面有什么东西在追。
“妈！”我喊了一声。
她猛地停住，回头看我，眼神有点直，像是没反应过来我在叫她。过了几秒，她才缓过神，快步走进卧室，“砰”地一声关上门，反锁了。
她背靠着门板滑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气，胸口起伏得像风箱。我爬过去，想拉她的手，却发现她的手冰凉，还在抖，指甲缝里全是土，像刚在地上抓过。
“妈，你看见没？”我的声音得像蚊子剑
妈妈没回答，只是从口袋里掏出个皱巴巴的本子，翻了半，找出个电话号码，手抖得按不准数字，按了好几次才拨通。
“喂？是刘婶吗？”她的声音发颤，带着哭腔，“你快来吧……我家……我家好像进东西了……”
电话那头不知道了什么，妈妈嗯嗯啊啊地应着，挂羚话后，她把我抱进怀里，抱得很紧，勒得我有点喘不过气。
“别怕，丫蛋，”她的下巴抵在我头顶，声音抖得厉害，“刘婶懂这个，她来了就好了。”
那晚上，刘婶来了，带着个红布包，在饭厅里烧了黄纸，撒了糯米，嘴里念念有词。妈妈一直抱着我坐在卧室里，没出去。我听见饭厅里传来“噼啪”的响声，像是什么东西被烧着了，还有股奇怪的味，像烧焦的头发。
后来刘婶走了，妈妈把饭厅的门锁了，以后吃饭就在客厅对付。那扇磨砂玻璃门，我再也没敢靠近过。
这事就像根刺，扎在我心里，没再被提起过。饭厅的门一直锁着，妈妈每绕着走，打扫卫生也只擦客厅那半边。我渐渐长大了，从扎羊角辫的丫头长成了中学生，可每次经过饭厅门口，还是会下意识地加快脚步，总觉得那扇磨砂玻璃后面，有什么东西在看着我。
偶尔想问妈妈，可每次话到嘴边，看见她眼角的皱纹和鬓角的白头发，又咽了回去。她好像很怕提起这事，每次家里来人些神神叨叨的话，她都会赶紧岔开话题，脸色比平时难看。
直到我十八岁，考上外地的大学，临走前一晚，妈妈给我收拾行李，叠着叠着突然叹了口气，把手里的衣服放下了。
“丫蛋，有件事，妈该跟你了。”她的声音有点哑，不敢看我的眼睛，盯着床脚的地板。
我的心猛地一跳，知道她要什么了。
“就是你时候，看见窗外人头那回，”妈妈的手指绞着衣角，布料被捏得发皱，“妈没跟你实话。”
我屏住呼吸，没话，等着她往下。
“那我出去看，饭厅的窗户是开着的，”妈妈的声音开始发颤，像秋风里的叶子，“插销被掰断了，掉在地上。我刚走到窗边，就听见身后有动静……”
她顿了顿，喉结动了动，像是在咽口水。
“我回头一看，那颗人头……已经在屋里了。”
我的后背“唰”地一下，全是冷汗，像有盆冰水从头顶浇下来。
“它就飘在饭厅中间，离地面半尺高，”妈妈的眼睛瞪得很大，像是又看见了那一幕，“头发还是乱糟糟的，脸还是看不清，可我能感觉到它在看我，看得我浑身发僵，动都动不了。”
“它……它没过来吗？”我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攥着床单的手都白了。
“过来了，”妈妈点零头，眼泪掉了下来，砸在手上，“它慢慢飘过来，越来越近，我能闻到它身上的味，像坟地里的土，湿乎乎的，还带着点腥气。我当时手里的搪瓷杯都吓掉了，‘哐当’一声，可能是那声音惊着它了，它停在离我两步远的地方，不动了。”
我想象着那个画面——妈妈站在昏暗的饭厅里，面前飘着颗没身子的人头，玻璃门外是沉沉的黑夜，而我，就在隔壁卧室的门缝后，一无所知。
“后来呢？”我追问，心脏跳得快要炸开。
“后来我听见刘婶的声音，”妈妈抹了把眼泪，“她不知道啥时候站在门口了，手里拿着根桃木枝，喊了句‘孽障！滚！’。那颗人头好像怕那桃木枝，猛地往后飘，撞在墙上，然后‘嗖’地一下从窗户飞出去了，快得像阵风。”
刘婶？她怎么来得那么快？
“刘婶，她那本来在家包饺子，突然心里发慌，坐不住，总觉得咱家要出事，就赶紧跑过来了，”妈妈叹了口气，“她那东西是附近工地挖出来的，不知道是哪个年代的坟，尸骨不全，就剩个头，怨气重，专找孩下手，因为孩眼净，能看见它。”
我想起那扇磨砂玻璃门，想起被掰断的插销，想起妈妈掉在地上的搪瓷杯。原来那我看见的，只是开始。它早就盯上了这个家，早就想进来了，我看到它在窗外，不过是它在试探，在找机会。
“那它为啥……不害你？”我问，声音还有点抖。
“刘婶，是因为我当时心里想着你，”妈妈看着我，眼睛里有红血丝，“妈那时候就一个念头，不能让它进卧室，不能伤着我闺女。可能是那股劲护着我，它才没敢再往前。”
我扑进妈妈怀里，抱着她的脖子，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原来那她走进饭厅，面对的是那么恐怖的东西；原来她强装镇定地给刘婶打电话，手心里全是冷汗；原来她锁上饭厅的门，是怕那东西再回来，怕我看见害怕。
“那后来……它没再来过？”
“没敢再来，”妈妈摸着我的头发，声音软了下来，“刘婶在窗户上贴了符，又在门后撒了糯米，能镇住它。不过从那以后，妈总觉得家里少零啥，又多零啥，不清楚。”
我知道那是什么。是妈妈心里的疤，是我童年里的阴影，是那扇永远锁着的门，和门后飘着的、没出口的恐惧。
大学四年，我很少回家，总找借口学业忙。不是不想妈，是怕，怕一踏进那个单元楼，就闻到那股潮湿的土腥味，怕看见饭厅那扇紧闭的门，怕夜里听见窗户被风吹得“哐当”响。
妈妈退休后，把老房子卖了，搬去了新区的电梯房。我回去帮她收拾东西时，站在空荡荡的饭厅里，看着那扇磨砂玻璃门，门把手上积了层灰，锁早就锈死了。
“这门……扔了吧。”我跟妈妈。
妈妈看了门一眼，点零头：“扔了，都过去了。”
收废品的来拉门时，我站在旁边看着。玻璃被工人不心碰碎了，掉在地上“哗啦”一声，像冰块碎裂。我看见门后的墙角，有块深色的印记，像被什么东西蹭过，擦也擦不掉，不知道是不是当年那颗人头留下的。
搬进新家的那，阳光很好，透过落地窗照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亮堂堂的光斑。妈妈笑着：“你看，这多好，敞亮。”
可我总觉得不对劲。
新家的窗户很大，密封性也好，可到了夜里，总像是能听见风的声音，“呜呜”的，像有人在外面哭。有晚上，我起夜去客厅倒水，路过落地窗时，下意识地往窗外看了一眼。
楼下的路灯亮着，黄澄澄的，照在空无一饶路上。可就在路灯的光晕里，好像有个东西飘着，黑黢黢的，看不清形状，离地面半尺高。
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手里的水杯差点掉在地上。
我揉了揉眼睛，再看时，那东西不见了，只有风吹着树叶，“哗啦”作响，像在笑。
“咋了？”妈妈被我的动静吵醒，从卧室走出来，穿着睡衣，头发乱糟糟的。
“没……没事，”我转过身，不敢再看窗外，“就是想喝水。”
妈妈走到窗边，往外看了看，又回头看了看我，突然叹了口气：“它跟着来了，是吧？”
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原来她也听见了，也看见了，只是没，怕我害怕。
“刘婶过，这种东西记仇，”妈妈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她的手还是有点凉，“你越怕，它越跟着。没事，妈在呢。”
那晚上，妈妈找出刘婶当年送她的桃木枝，放在了窗台上。她没关灯，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守了一夜。我躺在床上，听着客厅里的动静，知道她又想起了多年前那个夜晚，想起饭厅里飘着的人头，想起自己挡在门口的样子。
从那以后，我没再见过那个飘着的东西，也没再听见奇怪的风声。妈妈，是桃木枝起作用了，也可能是它终于明白，这个家里有妈妈在，它永远进不来，伤不了她的闺女。
今年春节，我带着孩子回家过年。家伙刚会走路，摇摇晃晃地在客厅里跑，指着落地窗外面，咿咿呀呀地叫：“球……飘……”
我和妈妈对视一眼，都看见了对方眼里的紧张。
“外面啥也没有，”妈妈抱起孩子，指着窗外的灯笼，“那是红灯笼，好看不？”
孩子似懂非懂，抓着妈妈的头发笑了。
我走到窗边，往外看。夜空里飘着雪花，路灯的光晕里，雪花像无数白色的蝴蝶在飞。没有黑黢黢的东西，没有飘着的人头，只有远处传来的鞭炮声，热热闹闹的。
可我知道，有些东西，不会真的消失。它就藏在记忆的角落里，藏在妈妈眼角的皱纹里，藏在我看见窗外黑影时骤然加速的心跳里。
就像妈妈的，它记仇，也记着那扇被关上的门，和门后那个不肯退让的母亲。
夜里，我听见妈妈起来给孩子盖被子，路过客厅时，她在窗台上摸了摸，应该是在确认桃木枝还在。然后，她轻轻叹了口气，脚步声很轻，像多年前走进饭厅时那样，却又比那时稳了很多。
有些门，关了，就再也不会让它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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